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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这就是著名的“钱学森之问”。“钱学森之问”引起了国人的广泛关注，更引发了教育界、科学界乃至社会各界的深思。
2005年7月30日，温家宝总理在探望我国著名物理学家钱学森老先生时，钱老曾发出这样的感慨“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是很大的问题。”这句话被11位教授解读成了今天著名的，也就是段首提出的问题：“钱学森之问”。另外，早在百年前，英国科学家李约瑟就提出：“为什么近代自然科学只能起源于西欧，而不是中国或其他文明？”这是科学史上著名的“李约瑟之谜”。
思考“钱学森之问”前，应该正确解读钱学森先生的原话，钱老指出的是我们的大学在培养科技创新人才方面和办学模式的问题。首先，钱老指的是大学，并非所有学校；其二，钱老先生是针对培养科技创新人才的大学；第三，钱老将问题指向办学模式上。现在很多人将钱学森先生的话过渡引申，一定程度上扭曲了钱老的真实想法。“真理再跨过一步就是谬误”，要防止表述不当，使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以至于人云亦云，以讹传讹。
无论人们对钱学森先生提出的问题持何种观点，有一点是肯定的：近年来为破解“钱学森之问”，社会各界在教育观念、体质、机制、环境等方面的提出了种种解决之道。当然也由此产生了一系列的问题，舍本求末、答易行难，更有甚者在求解过程本身出现了机械化、简单化和功利化的倾向。
探究中国教育本子问题，离不开中国教育思想史。中国古代，孔子强调教育对人的培养，即“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孔子提出了“有教无类”的思想，认为教育本身是教化人的工作，对国家政治和社会秩序产生重大影响。孔子认为教育、人口和经济是立国三大要素，倡导通过教育传授知识、教化百姓、以德治国。王安石继承孔子思想，培养“为天下国家之用”的人才，国家则能因此富强，反之则陷于不治而衰败。王夫之将孔子的教育人性观发展为“日生日城”的人性论，认为教育对于人在“成性”过程中起主导作用。
到了中国近代，教育救国成为教育主导思想。梁启超认为教育的目的是为了培养有新的民德、民智、民力的国民，指出教育为国家变法图强的根本。民国时期，我国教育科学文化出现了空前的繁荣。在科学、民主思潮的影响，蔡元培在康德二元论的影响下认为，教育把现象世界和实体世界连接在一起，教育是立于现象世界，其最终目的在追求实体世界的最高精神境界。并在此基础之上提出，“教育独立，教授治校”，“展个性，尚自然”等教育思想。此外，叶圣陶提出“生活教育”理论、黄炎培提出实用主义教育观等。各位教育家都对教育的本质作了不同层面的揭示，正是这些教育思想奠定了我国近现代教育发展的理论基础。这个时期，我国产生了各式各样的大师、巨匠。
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相当一段时期，我国教育主要受到了教育理论的影响，教育被认为是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开始过分夸大教育与政治的关系，还引申出“教育是阶级斗争的工具”的论断。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这种教育理论与夸大阶级斗争的左倾思想结合起来并发展到极端。在“文革“期间，教育变成了阶级斗争的主要阵地，对教育进行的各种批判，使得教育事业发展受到巨大的危害。动乱结束后，由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全国掀起教育本质问题的大讨论。由此产生了“上层建筑说”、“生产力说”、“特殊范畴说”等众多观点。上世纪90年代有产生了“产业说”、“非产业说”等思考。正是这些学说，使得教育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战略性、基础性、先导性地位的确立，并推进了教育改革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
想要解释“为何民国时期学者辈出，而现在的大学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 就少不了对民国时期的教育情況与当今的教育情况进行对比。民国时代和改革开放后几年，是近代以来我国教育的两个辉煌期。民国时期，一大批海外人才归国，为曲线救国进入教育领域，使得教育质量得到很大提升。在战乱的影响下，政府无力顾及教育，因此，学校拥有很大的自主性，教学内容和学校管理相对自由。在宽松的教育环境中，教师和学生的创造性得以发挥，并没有收到压抑和控制。70年代末，动乱结束，能够进入高校的优秀学生更懂得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对国家的未来充满了信心和抱负。受到文革迫害的知识分子，才能终于得以施展。
当今教育问题出子90年代以后，应试教育泯灭了学生的创造力，一切围绕考试，即使在提出素质教育后，应试教育的影响依旧没有改变。由于考试至上，而忽视了教育是人的教育，在传授知识的同时，也要教导真正的做人的道理、人的理想、人的激情与人的创造力。相比民国时期，教育质量严重下滑，政府对教育的投入多是漂亮气派的建筑和硬件设施等，并未包含教育的灵魂。子曰：“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诲焉。”就是中国教育公平最早的讲述。孔子推行平民教育，为中国教育开创了良好的传统。教育公正是社会和谐发展的根本，然而，当下的中国教育不公，表现在城乡中表现的尤为明显，一则是是否每个人都有接受教育的机会，一则是城乡间教育质量的差距，并且差距还在扩大。整个社会的浮躁心理的影响下，诚信传统已经背离社会。浮躁的社会氛围，使得部分学者为了短期利益选择投机取巧，其次违反诚信的代价低。
除了上述的几点问题外，经济体制改革导致社会风气的转变使得人变得越来越功利化、世俗化，传统教育理念丧失。目前高校受到教育部门各方面的限制，教育部门对高校管得过严、过细。现行教育评价体系标准化，大学结构雷同、管理体制相同、专业设置一样，教学方法也相同，造成学校毫无个性，上课满堂灌的教育方式，教師和学生、学生和学生之间缺乏有效互动，缺乏感情，学生不需要思考，只需“记笔记”应付考试。高校里的行政官员，即拥有学术权力，又拥有行政权力，限制了真正学术专家的创造性。
所谓大师，不仅需要科学精神，更要有人文情怀，要关注社会、人类福祉。然而分科制导致文科生没有科学知识、科学思维，理科生对文化常识知之甚少。文理不通导致我们的学者和培养的学生视野狭隘，能成专家，难成大家。
综合各位学者的观点，要使教育真正实现人才培养，使得杰出人才能够“冒”出来，需要许多方面的共同作用。
重新定位教育。教育应该以人的自身发展为终极目标，让接受教育者感到幸福。教育属于公益性事业，市场应当有限介入，政府要保持调节作用。（实际上，我国陷入了“教育产业化”的误区）教育促进社会发展，不仅传播文化知识，也培养人的道德。
解放大学。蔡元培先生的教育方针是“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大学最可贵的是自由精神。大学应该是育人的文化机构，不能成为政治的附庸。落实大学精神，需要政策支持和法律保障。法律的支撑，是教育法制建设的当务之急。
师资投入。现实是，政府对师资力量的投入比例应该加大。对图书馆、实验室的建设，也是培养学生自主思考、探寻真理的精神。培养真正有学识，对教育有热情的教师，也是改善教学环境的重要手段。
“钱学森之问”引发的学界对教育的思考，也可以说是对当代教育的反思。当今我国的教育存在一系列问题，欲解决这些多年沉积教育问题，需要教育改革家的探索和教育者对教育的热情与坚持。教育的改革需要学者不断总结我国过去教育的长处，吸取西方先进教育理念以及优秀的办学、教学经验。当然这一切都是在政府的支持下才能得以实现。教育改革之路任重道远，需要不断探索，但是这种探索应该目标明确，不能只摸石头不过河。
参考文献：
[1]张超.中国需要怎样的人才——对“钱学森之问”的反思[J].西江月，（2013.1）.
[2]张瑜.正确解读“钱学森之问” [J]. 红旗文稿，（2013.4）.
2005年7月30日，温家宝总理在探望我国著名物理学家钱学森老先生时，钱老曾发出这样的感慨“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是很大的问题。”这句话被11位教授解读成了今天著名的，也就是段首提出的问题：“钱学森之问”。另外，早在百年前，英国科学家李约瑟就提出：“为什么近代自然科学只能起源于西欧，而不是中国或其他文明？”这是科学史上著名的“李约瑟之谜”。
思考“钱学森之问”前，应该正确解读钱学森先生的原话，钱老指出的是我们的大学在培养科技创新人才方面和办学模式的问题。首先，钱老指的是大学，并非所有学校；其二，钱老先生是针对培养科技创新人才的大学；第三，钱老将问题指向办学模式上。现在很多人将钱学森先生的话过渡引申，一定程度上扭曲了钱老的真实想法。“真理再跨过一步就是谬误”，要防止表述不当，使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以至于人云亦云，以讹传讹。
无论人们对钱学森先生提出的问题持何种观点，有一点是肯定的：近年来为破解“钱学森之问”，社会各界在教育观念、体质、机制、环境等方面的提出了种种解决之道。当然也由此产生了一系列的问题，舍本求末、答易行难，更有甚者在求解过程本身出现了机械化、简单化和功利化的倾向。
探究中国教育本子问题，离不开中国教育思想史。中国古代，孔子强调教育对人的培养，即“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孔子提出了“有教无类”的思想，认为教育本身是教化人的工作，对国家政治和社会秩序产生重大影响。孔子认为教育、人口和经济是立国三大要素，倡导通过教育传授知识、教化百姓、以德治国。王安石继承孔子思想，培养“为天下国家之用”的人才，国家则能因此富强，反之则陷于不治而衰败。王夫之将孔子的教育人性观发展为“日生日城”的人性论，认为教育对于人在“成性”过程中起主导作用。
到了中国近代，教育救国成为教育主导思想。梁启超认为教育的目的是为了培养有新的民德、民智、民力的国民，指出教育为国家变法图强的根本。民国时期，我国教育科学文化出现了空前的繁荣。在科学、民主思潮的影响，蔡元培在康德二元论的影响下认为，教育把现象世界和实体世界连接在一起，教育是立于现象世界，其最终目的在追求实体世界的最高精神境界。并在此基础之上提出，“教育独立，教授治校”，“展个性，尚自然”等教育思想。此外，叶圣陶提出“生活教育”理论、黄炎培提出实用主义教育观等。各位教育家都对教育的本质作了不同层面的揭示，正是这些教育思想奠定了我国近现代教育发展的理论基础。这个时期，我国产生了各式各样的大师、巨匠。
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相当一段时期，我国教育主要受到了教育理论的影响，教育被认为是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开始过分夸大教育与政治的关系，还引申出“教育是阶级斗争的工具”的论断。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这种教育理论与夸大阶级斗争的左倾思想结合起来并发展到极端。在“文革“期间，教育变成了阶级斗争的主要阵地，对教育进行的各种批判，使得教育事业发展受到巨大的危害。动乱结束后，由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全国掀起教育本质问题的大讨论。由此产生了“上层建筑说”、“生产力说”、“特殊范畴说”等众多观点。上世纪90年代有产生了“产业说”、“非产业说”等思考。正是这些学说，使得教育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战略性、基础性、先导性地位的确立，并推进了教育改革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
想要解释“为何民国时期学者辈出，而现在的大学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 就少不了对民国时期的教育情況与当今的教育情况进行对比。民国时代和改革开放后几年，是近代以来我国教育的两个辉煌期。民国时期，一大批海外人才归国，为曲线救国进入教育领域，使得教育质量得到很大提升。在战乱的影响下，政府无力顾及教育，因此，学校拥有很大的自主性，教学内容和学校管理相对自由。在宽松的教育环境中，教师和学生的创造性得以发挥，并没有收到压抑和控制。70年代末，动乱结束，能够进入高校的优秀学生更懂得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对国家的未来充满了信心和抱负。受到文革迫害的知识分子，才能终于得以施展。
当今教育问题出子90年代以后，应试教育泯灭了学生的创造力，一切围绕考试，即使在提出素质教育后，应试教育的影响依旧没有改变。由于考试至上，而忽视了教育是人的教育，在传授知识的同时，也要教导真正的做人的道理、人的理想、人的激情与人的创造力。相比民国时期，教育质量严重下滑，政府对教育的投入多是漂亮气派的建筑和硬件设施等，并未包含教育的灵魂。子曰：“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诲焉。”就是中国教育公平最早的讲述。孔子推行平民教育，为中国教育开创了良好的传统。教育公正是社会和谐发展的根本，然而，当下的中国教育不公，表现在城乡中表现的尤为明显，一则是是否每个人都有接受教育的机会，一则是城乡间教育质量的差距，并且差距还在扩大。整个社会的浮躁心理的影响下，诚信传统已经背离社会。浮躁的社会氛围，使得部分学者为了短期利益选择投机取巧，其次违反诚信的代价低。
除了上述的几点问题外，经济体制改革导致社会风气的转变使得人变得越来越功利化、世俗化，传统教育理念丧失。目前高校受到教育部门各方面的限制，教育部门对高校管得过严、过细。现行教育评价体系标准化，大学结构雷同、管理体制相同、专业设置一样，教学方法也相同，造成学校毫无个性，上课满堂灌的教育方式，教師和学生、学生和学生之间缺乏有效互动，缺乏感情，学生不需要思考，只需“记笔记”应付考试。高校里的行政官员，即拥有学术权力，又拥有行政权力，限制了真正学术专家的创造性。
所谓大师，不仅需要科学精神，更要有人文情怀，要关注社会、人类福祉。然而分科制导致文科生没有科学知识、科学思维，理科生对文化常识知之甚少。文理不通导致我们的学者和培养的学生视野狭隘，能成专家，难成大家。
综合各位学者的观点，要使教育真正实现人才培养，使得杰出人才能够“冒”出来，需要许多方面的共同作用。
重新定位教育。教育应该以人的自身发展为终极目标，让接受教育者感到幸福。教育属于公益性事业，市场应当有限介入，政府要保持调节作用。（实际上，我国陷入了“教育产业化”的误区）教育促进社会发展，不仅传播文化知识，也培养人的道德。
解放大学。蔡元培先生的教育方针是“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大学最可贵的是自由精神。大学应该是育人的文化机构，不能成为政治的附庸。落实大学精神，需要政策支持和法律保障。法律的支撑，是教育法制建设的当务之急。
师资投入。现实是，政府对师资力量的投入比例应该加大。对图书馆、实验室的建设，也是培养学生自主思考、探寻真理的精神。培养真正有学识，对教育有热情的教师，也是改善教学环境的重要手段。
“钱学森之问”引发的学界对教育的思考，也可以说是对当代教育的反思。当今我国的教育存在一系列问题，欲解决这些多年沉积教育问题，需要教育改革家的探索和教育者对教育的热情与坚持。教育的改革需要学者不断总结我国过去教育的长处，吸取西方先进教育理念以及优秀的办学、教学经验。当然这一切都是在政府的支持下才能得以实现。教育改革之路任重道远，需要不断探索，但是这种探索应该目标明确，不能只摸石头不过河。
参考文献：
[1]张超.中国需要怎样的人才——对“钱学森之问”的反思[J].西江月，（2013.1）.
[2]张瑜.正确解读“钱学森之问” [J]. 红旗文稿，（201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