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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艺涵，辽宁沈阳人，2009毕业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国际传播学院新闻学专业。毕业两年后，王艺涵选择赴美发展，从实习的夜班校对、记者，到成为美国著名的《芝加哥论坛报》的市民版撰稿人。
前不久，王艺涵回国探亲休假时，笔者有幸采访了她，听她亲口讲述在大洋彼岸奋斗打拼的日日夜夜……
严师出高徒
尽管在国内时，我有两年多的媒体从业经历，可等到了美国，却不得不从一名实习生干起。《每日南城报》虽然只是芝加哥的一份地区报纸，仍有将近200名员工，部门齐全，管理规范。在这里，我刚开始的工作是干校对。
三个月后，报社社会新闻部人手不够，于是把我调了过去当实习记者，开始动手写稿。在这里，我遇到了资深编辑劳伦女士。
劳伦女士是社会部首席编辑， 50岁左右，一头金发，又高又瘦，不苟言笑。平时，她喜欢穿黑色的职业装，带一副宽边眼镜，浑身上下流露出一种从容、优雅的气质。一天上午，我接到一桩采访任务，要写一篇芝加哥当地美国中产家庭每月的消费与支出都由什么构成的调查分析。
三天后，我把打印得工整、漂亮的稿子交给了劳倫女士。我相信，这是篇能顺利通过的好稿。不料半小时后，劳伦把我叫进了她的办公室。“重写一遍！”她的目光透过镜片从办公桌后向我射来，口气不容置疑地说：“注意，每段应由主题句开始。”
当天临下班前，她收下了我的修改稿，示意我先回去。两天以后，待劳伦把文章交还给我时，稿子已被红笔一道道划掉许多，旁边增加了一行行字。劳伦一边交还稿子给我，一边拿两本工具书给我，说：“王，遇上不会拼的新词，没弄懂的知识，请记得查字典。”
像现代的许多年轻人一样，我一向不重视翻工具书，觉得翻字典，是旧时候知识分子才干的事。看来，我如今就遇到了一个美国的迂夫子！
后来，我那篇稿子反复被她用红笔认真修改过好几次，包括语法、逻辑、修辞，甚至连拼写、标点符号都改好了，才获通过。
接下去的一段日子，我的每一篇稿子，都会被她用红笔改得一塌糊涂，所幸我的工作是社会部，又是实习生，若是在时效性很强的新闻部又怎么办呢？
有一次，社会部一个负责居民理财方面的记者生病请假，恰好有一篇深度报道需要人写，劳伦毫不犹豫叫我顶上，时间只给了我四天。我一听，头当时就大了。我支支吾吾地向她解释说，财经方面自己不是很熟悉，劳伦却瞪了我一眼：“不熟？这不是退却的理由！年轻人，我相信你能做好。”于是，我只好硬着头皮上了。四天以后，当我把特写稿《一位病人在医院住了21天（引题），一张50万美元的账单怎么可能？》打印出交给劳伦后，几乎累得都快虚脱了。
劳伦看稿时表情复杂，像在思考问题，又夹杂着失望，再加上些许对我这个“扶不起的阿斗”的悲悯。我偷偷看她，发现她的目光正从稿件上挪向我，好像我是个外星人。
劳伦开口了，仿佛每个字都是对我的自尊射来的箭：“王，深入问题的核心，才能探究出幕后的东西，你的稿子没能触及问题核心。此外，还是老问题，你的文字还不够洗练，措辞不严谨，用词不当，你说像什么？”劳伦忽然问我一句，接着说：“就像裤子拉链没有拉好就上舞台一样！”我的脸“刷”地一下红到耳根子，战战兢兢低头瞄了一眼自己的牛仔裤，还好，拉链拉好了的。
结果，为了这篇“裤子拉链没拉上”的稿子，我又重新外出6次采访，拍了3个胶卷，录音5个小时，稿子从5000字写到10000字，再压回6000字，又增加到8000字，如此反复修改四次，又经劳伦修改过两遍方才用了3000字。
劳伦办公室是我平生最不愿进的房间，她快速浏览完稿子时发出的那声“改”！在我听来如同当头棒喝。我为一份文章往往要绞尽脑汁构思主题、结构，搜肠刮肚遣词用字，一想到劳伦那拉链之说，我又强迫自己把刚写好的一段段文字认认真真琢磨一遍，不流畅的句子干脆删掉，另构思出一段用词更准的句子，每当我把稿子交给她时，我都祈盼但愿一次就通过吧，那准会叫我高兴死的，可这样的情况从没有过。
一本《韦氏大字典》，一本简编《剑桥百科全书》被我翻了个烂熟，我的一篇篇稿子累计起来也不知改过多少遍，当我开始怀疑自己是否是做记者的料子时，事态悄悄发生了可喜的变化，劳伦要求我修改的次数开始下降。
“记住，你可以做得更好！”这是她和我说得最多的一句话。
后来一段时间，我的稿子交给劳伦后，有几次她因工作太忙，没抬头，只吩咐：“修改一遍。”看来，我一直认为苛求无比的劳伦女士，也还是能够沟通的。还有两次，我交稿时故意先交一稿，待她说完“修改”二字后，我不慌不忙地拿出了二稿、三稿和定稿。待劳伦明白过来时，嘴角竟流露出一丝笑意，嘟囔一声：“你这个调皮家伙！”
铁树开花，劳伦女士笑了，我赶紧“协调”关系，趁势向她请教写作上的诸多问题。
十个月熬过去，我向劳伦请教的问题越来越多，我真不知道她的脑子里怎么装了那么多的东西，小到一篇稿子的结构，起承转合，伏笔等等，我的文字越写越顺。从劳伦那里，我还得到很多秘诀：比如说，新闻从业人员都知道的五个W，可劳伦要我注意五个“F”即：一是FACTUAL（事实）、二是FIRST（第一）、三是FAST（快）、四是FTNST（定稿）、五是FUTURE（将来），即在报道新闻事件的同时，注意事态将来的发展趋势，给读者提供前瞻性服务。
一年后，我的实习期终于熬出了头！我回纽约州立大学拿到了传播学硕士学位，我对当初介绍我去投奔劳伦的汉学家米歇尔教授抱怨起劳伦那令人恐怖要人修改的习惯。由于强迫性的改稿，我都快得强迫症了，做什么事都怕有不完善的地方。害得我每次用马桶后，必用水冲三遍。
米歇尔教授若有所思地说：“王，难道你忘了？你们中国的大文人郭沫若，在别人问他什么是剧本时，他竟一连说了七个‘改’字。”末了，他又扔给我一句中国俗语，“这叫‘严师出高徒嘛！’” 在众多竞争者中脱颖而出
结束实习生涯，我把目光放到报纸广告上，希望能谋到一份薪水不错的报社工作。我上网搜索，主动出击，怀揣资历，到好几家报社去自薦，甚至从东部跑到了美国西部。
机会来了，地点又是在芝加哥。大名鼎鼎的《芝加哥论坛报》要新招收一批记者、编辑和撰稿人，共计11个职位。不幸的消息是，竟有超过230人报考，这意味着录取比例连5%都不到。经过初试和面试，我和另外49名应聘者顺利入围。接着，我和其他入围者参加了两个星期的考前培训，准备迎接最后的测试。
到了培训结束时，尽管我们所有的人都有思想准备，报社人力资源部那些先生们用人的挑剔，还是大大出乎所有人意料。特别是主任大卫·查普曼布置的最后一道考试题，显得异常严格。他先把全体应考者带到一所福利院参观，之后又把我们带回到会议室，要求大家用两个小时写一篇见闻记，他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要求：“大家听好了，内容和形式都至关重要，你的见闻纪要让从没去过福利院的人读了仿佛身临其境，这全靠你们平时观察事物和文字表达的基本功。”
三天以后，所有应考人员焦急地等候在论坛报的会议室，查普曼把49篇作了批改并判了等次的稿子发给了大家。顿时，会议室响起了一片哀鸣，就像医院的病房，首先是几个得了C级稿的人，一脸沮丧，连呼“倒霉透了”。好不容易有两三位得了A等的人，就像中了彩般欢呼起来。这时，查普曼向我走来。我的心跳开始加快。他把我的稿件往桌子上一放，一言不发地离开了。我紧张得手心冒汗，把眼睛闭上，深呼吸，一面告诉自己：沉着，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我为什么非得要进这家报社呢？机会还会有的……于是，我睁眼，拿起反盖着的稿子，猛地一下翻过来，这时，一个红笔写的“A ”跃入我的眼帘，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等我揉揉眼再看，没错，就是A ！在这篇稿子下，贴着查普曼用铅笔写的一句便条：“半小时后到我的办公室来。”
B以上的学员大约有10来个，其余人等垂头丧气地离开了。半个小时后，我紧张地站在查普曼眼前，查普曼说：“我在人力资源部这么多年，还是头一次为一篇应试者的文稿打A ，你知道，这说明了什么吗？”
我摇头，一脸茫然。
查普曼继续说：“这说明，在教过你的老师里，必有一位杰出的老师，他磨练了你观察与写作的能力，你应该去向这样一位老师表达你的感激之情！”
说完，他“啪”地合上笔记本，把我扔在那儿，大步流星地出了办公室。
我惊讶地张大嘴巴，半天没回过神来。我想了很久。老师？谁是对我的写作帮助最大的老师呢？难道是劳伦女士？想了半天，终究还是她。是的，就是《每日南城报》的资深编辑凯瑟琳·劳伦！想想，若不是劳伦对我一年的严格要求，没准我的稿子最多只能到B级。
你还可以做得更好
我想去向劳伦女士致谢，可得先忙过眼前这阵子再说。
从2012年3月起，刚进了《芝加哥论坛报》，我就一直忙得不可开交。我负责市民丧事告示，要求刊登者提供逝者基本资料，由我编写讣告和悼词。美国人其实很重视丧葬仪式，美军就有专门给家属报噩耗的丧葬士兵，还得专门培训。所以，哪怕是刊登一篇讣告或悼词，我力求把文字写得令逝者的亲朋好友们欣慰。起先编辑部有人对我能否胜任表示怀疑，理由是中国人畏惧、逃避、忌讳死亡，西方人则认为死亡是另一条生命之路的开始。我对他们解释：对死亡持达观态度的，应该是以中国人开始才对，我介绍了孔子、庄子对死亡的态度，方才使那些人放心。每写讣告、悼词时我力求做到文字简洁，语调平静，有时夹点小幽默；该煽情时煽情，情到深处，哀婉感人令人唏嘘泪下。半年过去，我成为报社里出勤最多的讣告、悼词撰稿人。
忙忙碌碌中，我几乎把看望劳伦的事忘得一干二净。直到有一天上午，我突然接到了她的电话，原来她的父亲去世了，想在论坛报上刊登讣告。我心里一惊，劳伦女士一直在关心我的行踪，可我还没去谢她呢！事不宜迟，我立即驱车前往劳伦的家。
我鼓起勇气按响了门铃，前来开门的劳伦和9个月前判若两人，她脸色苍白，皱着眉头，一边开门，一边咳嗽着。她用虚弱的声音告诉我：“最近一个月，我一直在感冒。”
她神态疲顿地坐在沙发上，拿出了她父亲的生平资料。原来，劳伦的父亲也是位记者，曾供职《纽约时报》，20世纪60年代，还曾获得一项普利策奖。劳伦说：“孩子，我知道你干得不错，我父亲的讣告和悼词就由你来撰写。这一次，就不用我教你了吧？”
我突然结巴起来，嗫嚅地告诉她，我当初还曾抱怨过她，还讲到了报考论坛报的经过，然后说：“所以，我一直想来看您，向您说声谢谢，可工作太忙，一直没能来，真对不起。”
劳伦愣了一下，眼圈有点红了，“你是这么多年来第一个向我说感谢的孩子。”她喘息着，拿出了几大本父亲当记者时的稿子簿，从草稿、修改稿到最后的定稿及刊出的稿子，按顺序排列装订，最初的草稿，主题含混，结构散乱，文字枯燥无味；修改稿上夹杂着很多红墨水改动的文字是她父亲自己或编辑动笔修改的，就像是蘸着作者的血来写成；最后的定稿，文字畅达娴熟，如清澈的流水。
临出门时，劳伦清了清嗓子对我说：“王，你还可以做得更好。我相信！”
我点头。握着她的手，眼眶有些湿润。
告别了劳伦，我赶回报社去写劳伦父亲的讣告和悼词。我发誓一定要做好这两篇文章，以感谢亦师亦友的劳伦女士。是她让我明白，写作是一项含辛茹苦的劳动，这里面使不得半点巧，得费尽心血。
前不久，王艺涵回国探亲休假时，笔者有幸采访了她，听她亲口讲述在大洋彼岸奋斗打拼的日日夜夜……
严师出高徒
尽管在国内时，我有两年多的媒体从业经历，可等到了美国，却不得不从一名实习生干起。《每日南城报》虽然只是芝加哥的一份地区报纸，仍有将近200名员工，部门齐全，管理规范。在这里，我刚开始的工作是干校对。
三个月后，报社社会新闻部人手不够，于是把我调了过去当实习记者，开始动手写稿。在这里，我遇到了资深编辑劳伦女士。
劳伦女士是社会部首席编辑， 50岁左右，一头金发，又高又瘦，不苟言笑。平时，她喜欢穿黑色的职业装，带一副宽边眼镜，浑身上下流露出一种从容、优雅的气质。一天上午，我接到一桩采访任务，要写一篇芝加哥当地美国中产家庭每月的消费与支出都由什么构成的调查分析。
三天后，我把打印得工整、漂亮的稿子交给了劳倫女士。我相信，这是篇能顺利通过的好稿。不料半小时后，劳伦把我叫进了她的办公室。“重写一遍！”她的目光透过镜片从办公桌后向我射来，口气不容置疑地说：“注意，每段应由主题句开始。”
当天临下班前，她收下了我的修改稿，示意我先回去。两天以后，待劳伦把文章交还给我时，稿子已被红笔一道道划掉许多，旁边增加了一行行字。劳伦一边交还稿子给我，一边拿两本工具书给我，说：“王，遇上不会拼的新词，没弄懂的知识，请记得查字典。”
像现代的许多年轻人一样，我一向不重视翻工具书，觉得翻字典，是旧时候知识分子才干的事。看来，我如今就遇到了一个美国的迂夫子！
后来，我那篇稿子反复被她用红笔认真修改过好几次，包括语法、逻辑、修辞，甚至连拼写、标点符号都改好了，才获通过。
接下去的一段日子，我的每一篇稿子，都会被她用红笔改得一塌糊涂，所幸我的工作是社会部，又是实习生，若是在时效性很强的新闻部又怎么办呢？
有一次，社会部一个负责居民理财方面的记者生病请假，恰好有一篇深度报道需要人写，劳伦毫不犹豫叫我顶上，时间只给了我四天。我一听，头当时就大了。我支支吾吾地向她解释说，财经方面自己不是很熟悉，劳伦却瞪了我一眼：“不熟？这不是退却的理由！年轻人，我相信你能做好。”于是，我只好硬着头皮上了。四天以后，当我把特写稿《一位病人在医院住了21天（引题），一张50万美元的账单怎么可能？》打印出交给劳伦后，几乎累得都快虚脱了。
劳伦看稿时表情复杂，像在思考问题，又夹杂着失望，再加上些许对我这个“扶不起的阿斗”的悲悯。我偷偷看她，发现她的目光正从稿件上挪向我，好像我是个外星人。
劳伦开口了，仿佛每个字都是对我的自尊射来的箭：“王，深入问题的核心，才能探究出幕后的东西，你的稿子没能触及问题核心。此外，还是老问题，你的文字还不够洗练，措辞不严谨，用词不当，你说像什么？”劳伦忽然问我一句，接着说：“就像裤子拉链没有拉好就上舞台一样！”我的脸“刷”地一下红到耳根子，战战兢兢低头瞄了一眼自己的牛仔裤，还好，拉链拉好了的。
结果，为了这篇“裤子拉链没拉上”的稿子，我又重新外出6次采访，拍了3个胶卷，录音5个小时，稿子从5000字写到10000字，再压回6000字，又增加到8000字，如此反复修改四次，又经劳伦修改过两遍方才用了3000字。
劳伦办公室是我平生最不愿进的房间，她快速浏览完稿子时发出的那声“改”！在我听来如同当头棒喝。我为一份文章往往要绞尽脑汁构思主题、结构，搜肠刮肚遣词用字，一想到劳伦那拉链之说，我又强迫自己把刚写好的一段段文字认认真真琢磨一遍，不流畅的句子干脆删掉，另构思出一段用词更准的句子，每当我把稿子交给她时，我都祈盼但愿一次就通过吧，那准会叫我高兴死的，可这样的情况从没有过。
一本《韦氏大字典》，一本简编《剑桥百科全书》被我翻了个烂熟，我的一篇篇稿子累计起来也不知改过多少遍，当我开始怀疑自己是否是做记者的料子时，事态悄悄发生了可喜的变化，劳伦要求我修改的次数开始下降。
“记住，你可以做得更好！”这是她和我说得最多的一句话。
后来一段时间，我的稿子交给劳伦后，有几次她因工作太忙，没抬头，只吩咐：“修改一遍。”看来，我一直认为苛求无比的劳伦女士，也还是能够沟通的。还有两次，我交稿时故意先交一稿，待她说完“修改”二字后，我不慌不忙地拿出了二稿、三稿和定稿。待劳伦明白过来时，嘴角竟流露出一丝笑意，嘟囔一声：“你这个调皮家伙！”
铁树开花，劳伦女士笑了，我赶紧“协调”关系，趁势向她请教写作上的诸多问题。
十个月熬过去，我向劳伦请教的问题越来越多，我真不知道她的脑子里怎么装了那么多的东西，小到一篇稿子的结构，起承转合，伏笔等等，我的文字越写越顺。从劳伦那里，我还得到很多秘诀：比如说，新闻从业人员都知道的五个W，可劳伦要我注意五个“F”即：一是FACTUAL（事实）、二是FIRST（第一）、三是FAST（快）、四是FTNST（定稿）、五是FUTURE（将来），即在报道新闻事件的同时，注意事态将来的发展趋势，给读者提供前瞻性服务。
一年后，我的实习期终于熬出了头！我回纽约州立大学拿到了传播学硕士学位，我对当初介绍我去投奔劳伦的汉学家米歇尔教授抱怨起劳伦那令人恐怖要人修改的习惯。由于强迫性的改稿，我都快得强迫症了，做什么事都怕有不完善的地方。害得我每次用马桶后，必用水冲三遍。
米歇尔教授若有所思地说：“王，难道你忘了？你们中国的大文人郭沫若，在别人问他什么是剧本时，他竟一连说了七个‘改’字。”末了，他又扔给我一句中国俗语，“这叫‘严师出高徒嘛！’” 在众多竞争者中脱颖而出
结束实习生涯，我把目光放到报纸广告上，希望能谋到一份薪水不错的报社工作。我上网搜索，主动出击，怀揣资历，到好几家报社去自薦，甚至从东部跑到了美国西部。
机会来了，地点又是在芝加哥。大名鼎鼎的《芝加哥论坛报》要新招收一批记者、编辑和撰稿人，共计11个职位。不幸的消息是，竟有超过230人报考，这意味着录取比例连5%都不到。经过初试和面试，我和另外49名应聘者顺利入围。接着，我和其他入围者参加了两个星期的考前培训，准备迎接最后的测试。
到了培训结束时，尽管我们所有的人都有思想准备，报社人力资源部那些先生们用人的挑剔，还是大大出乎所有人意料。特别是主任大卫·查普曼布置的最后一道考试题，显得异常严格。他先把全体应考者带到一所福利院参观，之后又把我们带回到会议室，要求大家用两个小时写一篇见闻记，他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要求：“大家听好了，内容和形式都至关重要，你的见闻纪要让从没去过福利院的人读了仿佛身临其境，这全靠你们平时观察事物和文字表达的基本功。”
三天以后，所有应考人员焦急地等候在论坛报的会议室，查普曼把49篇作了批改并判了等次的稿子发给了大家。顿时，会议室响起了一片哀鸣，就像医院的病房，首先是几个得了C级稿的人，一脸沮丧，连呼“倒霉透了”。好不容易有两三位得了A等的人，就像中了彩般欢呼起来。这时，查普曼向我走来。我的心跳开始加快。他把我的稿件往桌子上一放，一言不发地离开了。我紧张得手心冒汗，把眼睛闭上，深呼吸，一面告诉自己：沉着，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我为什么非得要进这家报社呢？机会还会有的……于是，我睁眼，拿起反盖着的稿子，猛地一下翻过来，这时，一个红笔写的“A ”跃入我的眼帘，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等我揉揉眼再看，没错，就是A ！在这篇稿子下，贴着查普曼用铅笔写的一句便条：“半小时后到我的办公室来。”
B以上的学员大约有10来个，其余人等垂头丧气地离开了。半个小时后，我紧张地站在查普曼眼前，查普曼说：“我在人力资源部这么多年，还是头一次为一篇应试者的文稿打A ，你知道，这说明了什么吗？”
我摇头，一脸茫然。
查普曼继续说：“这说明，在教过你的老师里，必有一位杰出的老师，他磨练了你观察与写作的能力，你应该去向这样一位老师表达你的感激之情！”
说完，他“啪”地合上笔记本，把我扔在那儿，大步流星地出了办公室。
我惊讶地张大嘴巴，半天没回过神来。我想了很久。老师？谁是对我的写作帮助最大的老师呢？难道是劳伦女士？想了半天，终究还是她。是的，就是《每日南城报》的资深编辑凯瑟琳·劳伦！想想，若不是劳伦对我一年的严格要求，没准我的稿子最多只能到B级。
你还可以做得更好
我想去向劳伦女士致谢，可得先忙过眼前这阵子再说。
从2012年3月起，刚进了《芝加哥论坛报》，我就一直忙得不可开交。我负责市民丧事告示，要求刊登者提供逝者基本资料，由我编写讣告和悼词。美国人其实很重视丧葬仪式，美军就有专门给家属报噩耗的丧葬士兵，还得专门培训。所以，哪怕是刊登一篇讣告或悼词，我力求把文字写得令逝者的亲朋好友们欣慰。起先编辑部有人对我能否胜任表示怀疑，理由是中国人畏惧、逃避、忌讳死亡，西方人则认为死亡是另一条生命之路的开始。我对他们解释：对死亡持达观态度的，应该是以中国人开始才对，我介绍了孔子、庄子对死亡的态度，方才使那些人放心。每写讣告、悼词时我力求做到文字简洁，语调平静，有时夹点小幽默；该煽情时煽情，情到深处，哀婉感人令人唏嘘泪下。半年过去，我成为报社里出勤最多的讣告、悼词撰稿人。
忙忙碌碌中，我几乎把看望劳伦的事忘得一干二净。直到有一天上午，我突然接到了她的电话，原来她的父亲去世了，想在论坛报上刊登讣告。我心里一惊，劳伦女士一直在关心我的行踪，可我还没去谢她呢！事不宜迟，我立即驱车前往劳伦的家。
我鼓起勇气按响了门铃，前来开门的劳伦和9个月前判若两人，她脸色苍白，皱着眉头，一边开门，一边咳嗽着。她用虚弱的声音告诉我：“最近一个月，我一直在感冒。”
她神态疲顿地坐在沙发上，拿出了她父亲的生平资料。原来，劳伦的父亲也是位记者，曾供职《纽约时报》，20世纪60年代，还曾获得一项普利策奖。劳伦说：“孩子，我知道你干得不错，我父亲的讣告和悼词就由你来撰写。这一次，就不用我教你了吧？”
我突然结巴起来，嗫嚅地告诉她，我当初还曾抱怨过她，还讲到了报考论坛报的经过，然后说：“所以，我一直想来看您，向您说声谢谢，可工作太忙，一直没能来，真对不起。”
劳伦愣了一下，眼圈有点红了，“你是这么多年来第一个向我说感谢的孩子。”她喘息着，拿出了几大本父亲当记者时的稿子簿，从草稿、修改稿到最后的定稿及刊出的稿子，按顺序排列装订，最初的草稿，主题含混，结构散乱，文字枯燥无味；修改稿上夹杂着很多红墨水改动的文字是她父亲自己或编辑动笔修改的，就像是蘸着作者的血来写成；最后的定稿，文字畅达娴熟，如清澈的流水。
临出门时，劳伦清了清嗓子对我说：“王，你还可以做得更好。我相信！”
我点头。握着她的手，眼眶有些湿润。
告别了劳伦，我赶回报社去写劳伦父亲的讣告和悼词。我发誓一定要做好这两篇文章，以感谢亦师亦友的劳伦女士。是她让我明白，写作是一项含辛茹苦的劳动，这里面使不得半点巧，得费尽心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