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税自古为国家重器。
　　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明确指出，“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科学的财税体制是优化资源配置、维护市场统一、促进社会公平、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制度保障。”只有审慎推进财税体制改革，国家治理才能跟上时代发展，符合现代化的要求。
　　《决定》将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前所未有地提高到“决定性”的位置，这绝不是要遮蔽、掩盖或抹杀政府的作用，恰恰相反，这对政府的治理水平、质量与能力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计划经济下的实践表明，无所不包的政府计划，难以及时形成价格信号来反映微观经济主体的真实需求，势必造成资源的浪费。
　　现代化的国家治理需要一个在规模和职能上都与市场发育相适应的政府，需要强化和扩大市场型政府。有效的财税体制是强化和扩大市场型政府存在的必要条件之一。
　　首先，有效的财税体制能够通过全面规范、公开透明的预算制度来约束政府的行为。
　　一些政府部门出于增加政绩、获得更多资源分配权、树立领导个人及部门声望等目的，会有自我扩张的冲动。预算约束是限制政府扩张冲动的有力武器，能够有效避免市场与社会因政府的“过度作为”而受损。
　　财税体制改革应当凸显预算约束与其他约束（如编制）的严肃性和一致性，不能因其他约束条件来随意突破预算约束，从而让预算制度成为能真正捆住政府“乱作为之手”的绳子。
　　其次，有效的财税体制能够以更加公平公正的形式为政府管理提供充足的财政支持。
　　政府要提供国防、公共安全、基本保障、社会公平正义等公共产品，没有足够的财力是做不到的。但政府主要以非生产性部门的角色存在，其支出依靠税收。
　　现代社会要求税负在各阶层之间公正分担，而不是“沉默的大多数”来承担本来应该由少数高收入者负担的税负。这需要建立可靠的基于家庭的收入信息库和高效廉洁的征缴机制。一套公平完善的税收制度，会激励私人部门为社会创造更多价值，从而增加税基，为政府部门提供更高质量的公共服务创造条件。
　　此外，有效的财税体制可以引导社会资源配置的方向，一定程度消除“市场失灵”带来的负外部性。
　　私人部门在从事生产经营活动时，一些成本能够显现在本企业的账目上，也有一些隐形的成本则由社会全体承担（例如环境污染、噪音、城市拥堵等等）。由于生产经营活动的收益由本部门全部获得，而成本则由其他部门共同承担，则该部门为实现自身效益最大化，其提供更多产品的同时也会造成社会整体福利的下降。
　　通过财税改革，“调整消费税征收范围、环节、税率，把高耗能、高污染产品及部分高档消费品纳入征收范围”，能够以差别税负的形式将这些本来未计入其企业账目的成本，内化到企业之中，从而减少社会福利的损失。
　　国家治理的现代化是一项系统工程，而财税体制改革的推进，将为这一工程的启动奠定良好的基础框架与支持性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