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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克勒”中的“克勒”，由英文词“Carat”（克拉，钻石的重量单位）音译而来（亦有说由“Clerk”音译而来，即白领之意）。在旧上海，珠宝店里师傅见到大颗宝石，常称赞“这个老克勒”，后来上海民间将“老克勒”用于戏称那些受西方文化影响、有海派气质、讲究精致生活的白领、绅士。
在《寻找上海“老克拉”》一书中，排名第一的“老克拉”就是张冰独。张冰独早已去世，现仅就他与笔者叙述的以往，回忆他生平的趣事一桩，以飨读者。
张冰独出身书香门第，祖父曾经做过徐州的教育局长，父亲是徐州中学的校长，后来，全家移居松江天马镇。
张冰独早年在江南书院和中国公学读书，毕业以后，在私立南洋商科高级中学教书，当时，影星王人美也在该校任体育教师。后来成为影星的叶路曦、白虹、林莉等人也在这里就读。该校很早就是电影、戏剧界人士聚会、活动和交际的场所，耳濡目染的张冰独很快也加入了这个队伍，成为一名影评人。
随着在各大报刊不断发表文章，他的名气渐渐遐迩听闻。凭着自己的一支生花妙笔，他纷纷被上海各大小报刊聘请为记者，活跃于文艺、影视、电台、舞厅等各个娱乐场所，光一条南京路上，就有新新公司、新都饭店、信谊药厂、鸿翔服装公司、中央舞厅等各个单位，都特地聘请他担任宣传广告部长，人送外号“南京路上的宣传部长”。
他曾经亲自捧红过电影明星李丽华和上官云珠。李丽华在1939年的上海孤岛时期，还是个住在霞飞路上的小姑娘，她母亲是唱京剧老旦的张少泉，和周信芳搭档做成班子演出。一次，在西藏中路的宁波同乡会上唱堂会，正在跟张君秋学戏的李丽华，临时客串演出《六月雪》，妩媚的身段唱腔，引来满堂喝彩，引起了艺华影片公司老板严春堂的注意，特意委托杜月笙的徒弟、律师余祥琴，寻找他的同学张冰独写文章，想法捧红李丽华。正巧非洲马戏团来沪演出，张冰独是文字和节目的总策划，本来是由陈云裳和顾兰君两位女影星剪彩的，却不料张冰独临时安排插入了李丽华参与，李丽华年轻貌美，轰动全场。此外，李丽华又打出广告，说是昨日看戏遗失钻戒一只，拾到交还者重金酬谢。结果由剧场经理交还，严春堂拿出两千大洋酬谢他，并且将钻戒交还给李丽华。这样一来，顿时再次轰动上海滩，李丽华的芳名，不胫而走，红遍了大上海。
不久，张冰独的好友傅威廉托他帮忙捧红一个叫韦亚君的小姑娘。韦亚君是苏州人，国语讲不准，很难上银幕，但是，因为朋友相托，所以，他不得不想方设法推出这样一个银屏偶像。恰巧当时第三战区司令长官派遣上官云相来沪采购军用物资，一曲舞罢，张冰独做东宴请上官云相，韦亚君作陪，这位军官无意之中开玩笑说：“这位美丽的小姐，不如随了我的姓，将来以兄妹相称好睞。”说着无意，听者有心，张冰独灵机一动给她起了一个上官云珠的艺名，她后来用这个艺名走红上海滩。
据张冰独在《上海文史资料存稿汇编》发表的《上海日狱两月半》载，1941年12月，侵华日军因张冰独采访过保卫四行仓库的民族英雄谢晋元（时任第八十八师五二四团团附），以“赤色文化人”的罪名，将张冰独逮捕，严刑拷打。
出狱以后，他去了福建南平，在陈培锟（时任福建省府顾问和省临时参议院院长）手下工作，因为和陈培锟在愚园路的建德坊是邻居，又因为工作关系，他和陈培锟的女儿陈东生谈起了恋爱。此事被陈培锟发觉以后，坚决反对和阻止，并且告诉张冰独，他的女儿已经许配给了国民党驻美武官。为了断绝两人的来往，陈培锟将张冰独调到了江西。在江西贛州，张冰独曾经担任过蒋经国主办的《青年报》编辑、新闻审查官、战地特派员。不久又随军服务到了桂林，担任了张发奎属下的青年服务总队负责人。湘黔桂战役爆发以后，他流落到重庆，通过当年中国公学同学、曾经当过上海大亨、公共租界督察长陆连奎律师的余祥琴的介绍，参加了军统，成为抗战胜利后接收上海的文化特派员。
抗战胜利后，张冰独返回上海，住在当年一起编辑《理想家庭》杂志的薛维翰的家中。薛维翰是荣毅仁的外甥，住宅靠近复兴公园，条件很好。但是原中西大药房的老板周邦俊，因为在沦陷区时期担任过中日文化协会的理事，以及犯有经济汉奸的罪行，已经遭到陆京士等人的搜查并扬言要没收他的房产，于是周邦俊生拉硬拖地拉着过去有过一定交情的张冰独去他家居住，想让他做自己的护身符。
上海在孤岛时期，张冰独曾经与女作家苏青在中西大药房相识，所以，通过周邦俊的明示，去了苏青后来居住在南京西路高士满舞厅隔壁里弄的家庭寓宅，询问她有关编辑《风雨谈》杂志的柳雨生、开办过太平书店的陶亢德等文化人的具体住宅，同时让苏青陪同带路前去抓捕。苏青上车以后，内心很是恐慌不安，张冰独安慰她说仅仅只是带路而已，陪同前往的还有一位叫陶佳的汪伪警察。因为是余祥琴的同乡，又因为天色较晚，就让苏青留宿在军统的招待所里。第二天就让中西药房的老板周邦俊签字交保释放了她。
后来在不少有关苏青人物传记和期刊里，叙述此事的内容与上述经过不同。说张冰独在威海卫路88号军统的审讯室里，审讯了苏青与陈公博的关系，说他想利用自己的身份，染指苏青，吃苏青的豆腐，占她的便宜。这让张冰独十分生气，表示说这侮辱了他的人格。采访张冰独时，他给笔者看了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贺圣遂、陈麦青主编的《不能忘却的历史：亲历抗战实录》一书，内中写到抓捕陶亢德的经过，以表示自己的清白。
戴笠飞机失事身亡以后，随着军统特务集团内部的斗争，张冰独被迫离开上海，流落去了台湾，开办和初创了台湾的电影和戏剧事业。并且在1946年，于台湾出版和发行了他著作的《上海观剧杂记》，内中介绍了他流落到桂林之后，在1944年，观摩西南八省戏剧展览会的观剧心得体会，以及和田汉等人组成批评团，专门研究讨论戏剧评论的情况。还有一部分是抗战之前，留存在陈伯吹寓宅的当时一些观剧的残余稿件，他认为此书的出版，对于台湾的戏剧事业，读者自有见仁见智的检讨。
后来的张冰独，从台湾再次返回上海，担任了《物报》的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因为参加过军统组织，被人民政府关押劳教。在安徽黄山的劳改农场里面，张冰独潜心研究，竟然成为了一名水利方面的专家，很多农场都闻名邀请他去参观、商讨、研究当地的水利设施和灌溉布局。张冰独当时曾器宇轩昂地对笔者说，他虽然年老了，但想重振雄风，写信要求政府批准他重返农村，参加水利建设。真是老当益壮的豪言壮语。谈到他“文革”之中被特赦，1979年平反，作为上海市粮食局退休干部处理的话题时，他还拿出红皮的退休证给笔者看。 解放前张冰独与笔者父亲有一段交谊。笔者曾经通过《上海鲁迅研究》杂志编辑李浩的介绍，去了张冰独获释之后在杨浦区国和新村的寓所，他曾经与笔者谈及许多在军统组织的活动往事。
1945年的夏天，以杜月笙大徒弟陆京士为首的军统接收小组，开始抵达第三战区的总部安徽屯溪，为接收上海开始进行准备工作。张冰独是当时“四人小组”之一，为主管文化的特务。
此时军统特别刑侦组获悉，上海沦陷时期勾结日军的电影界汉奸、曾经任职日汪合作的“中华电影联合股份公司”经理和制片部主任的张善琨正向浙江富阳的场口镇逃逸。于是决定由组长刘人文上尉前往抓捕，因为刘人文不认识张善琨，临时决定由张冰独陪同前往。到达场口镇，张善琨雇佣的一只小船已经被当地军警扣押。张冰独和张善琨打过招呼以后，便将张善琨和他的妻子童月娟带往军统马山指挥所驻留。
张善琨夫妻二人抵达马山村以后，便立即和行政院秘书长蒋梦麟联系，并且雇船经建德到淳安，会见了他的旧友律师余祥琴。当余祥琴要张善琨参加军统组织的时候，张善琨出示了国民党中央党部部长黄显光的电报，内容是要其“归正党国的训示和慰问”。并且再三强调，这封电报，是通过在安徽屯溪的国民党上海地下市党部主任吴绍澍转给他的。张善琨因为有了这道护身符，又看见了日本必败的预兆，就准备冒险逃奔内地投诚。不料侵华日军有所耳闻，便将他传讯扣留。后来因为证据不足，再加上有关方面的活动，只得将他释放，但依旧派人监视张善琨的一举一动。他这次是借着为杭州的女儿主办婚事，送小夫妻外出欢度蜜月的机会，乘人多不备，混入火车车厢，中途乔装改扮转车，最后坐船才逃入场口镇的。
抗战时期，弹丸之地的屯溪，早已成为江浙和上海偏安一隅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迁入屯溪的国民党工作单位多达120多个，各有各的后台和编制，经常和当地的行政机构发生矛盾和冲突。越到上层，矛盾就越发激烈。以皖南行署主任张宗良为首的皖南地方势力，和以上海市党部主任吴绍澍、中央宣传部东南办事处冯有真的CC系的斗争，早已纷争不休，臻于白热化。
此時的张善琨在屯溪受到中统热情接待，视作上宾，根本无视皖南地方势力的存在，不仅激怒了张宗良，而且他的部下也愤愤不平。于是他挖空心思寻找出了一个把柄，准备实施谋定而动的抓捕计划。他名正言顺地提出了“肃清汉奸”的口号，直接指派当地的军警，包围了张善琨的住所，进行搜捕。同时组织军事法庭准备通过审讯，予以正法。消息传到吴、冯两人的耳朵，急得如同热锅上的蚂蚁，星夜商议之后，一方面急电重庆求援，一方面用自己的私人汽车开入招待所，接出张、童夫妇，藏进密室。
张宗良闻讯勃然大怒，责令屯溪警备司令楼月，务必将张善琨缉拿归案，否则以放纵国家要犯论处。楼月不敢怠慢，派出侦探四出打探。在严密搜查和四处打探之下，终于侦查出张、童二人逃往岩寺的方向。于是调动大批军警包围了黄山，终于，吃尽千辛万苦将二人抓捕成功，给他们戴上手铐、脚镣，双双押回屯溪等待审讯。
轰动一时的“肃清内奸”的审理工作，正紧锣密鼓地按照张宗良的既定计划，即将开始举行的时候，张善琨的老朋友、青帮同门师弟余祥琴，悄悄地加入了幕后活动。他打电报给军统头子戴笠，汇报此事的经过，请他出手援助营救。果然不到一周的时间，军委会办公厅发来一道十万火急的电报，责令张宗良将要犯押送至江西上饶第三战区司令部，由司令长官顾祝同亲自审讯。接着顾祝同也派来急电，委派调查处少将主任毛万里专程赴屯溪提押犯人。张宗良此时才明白事态已经扩大，自己已经无权处置犯人，只得顺水推舟，把这个人情送给了军统。
于是，张善琨夫妇在众目睽睽之下，从监狱里拖着锒铛的铁链，被押送上汽车离开了屯溪，而帮助护送的人员之中，就有张冰独。这可真是《捉放曹》的一曲现代翻版。
张善琨后来去了香港，拍摄了不少电影，1957年因患心脏病去世。
在《寻找上海“老克拉”》一书中，排名第一的“老克拉”就是张冰独。张冰独早已去世，现仅就他与笔者叙述的以往，回忆他生平的趣事一桩，以飨读者。
张冰独出身书香门第，祖父曾经做过徐州的教育局长，父亲是徐州中学的校长，后来，全家移居松江天马镇。
张冰独早年在江南书院和中国公学读书，毕业以后，在私立南洋商科高级中学教书，当时，影星王人美也在该校任体育教师。后来成为影星的叶路曦、白虹、林莉等人也在这里就读。该校很早就是电影、戏剧界人士聚会、活动和交际的场所，耳濡目染的张冰独很快也加入了这个队伍，成为一名影评人。
随着在各大报刊不断发表文章，他的名气渐渐遐迩听闻。凭着自己的一支生花妙笔，他纷纷被上海各大小报刊聘请为记者，活跃于文艺、影视、电台、舞厅等各个娱乐场所，光一条南京路上，就有新新公司、新都饭店、信谊药厂、鸿翔服装公司、中央舞厅等各个单位，都特地聘请他担任宣传广告部长，人送外号“南京路上的宣传部长”。
他曾经亲自捧红过电影明星李丽华和上官云珠。李丽华在1939年的上海孤岛时期，还是个住在霞飞路上的小姑娘，她母亲是唱京剧老旦的张少泉，和周信芳搭档做成班子演出。一次，在西藏中路的宁波同乡会上唱堂会，正在跟张君秋学戏的李丽华，临时客串演出《六月雪》，妩媚的身段唱腔，引来满堂喝彩，引起了艺华影片公司老板严春堂的注意，特意委托杜月笙的徒弟、律师余祥琴，寻找他的同学张冰独写文章，想法捧红李丽华。正巧非洲马戏团来沪演出，张冰独是文字和节目的总策划，本来是由陈云裳和顾兰君两位女影星剪彩的，却不料张冰独临时安排插入了李丽华参与，李丽华年轻貌美，轰动全场。此外，李丽华又打出广告，说是昨日看戏遗失钻戒一只，拾到交还者重金酬谢。结果由剧场经理交还，严春堂拿出两千大洋酬谢他，并且将钻戒交还给李丽华。这样一来，顿时再次轰动上海滩，李丽华的芳名，不胫而走，红遍了大上海。
不久，张冰独的好友傅威廉托他帮忙捧红一个叫韦亚君的小姑娘。韦亚君是苏州人，国语讲不准，很难上银幕，但是，因为朋友相托，所以，他不得不想方设法推出这样一个银屏偶像。恰巧当时第三战区司令长官派遣上官云相来沪采购军用物资，一曲舞罢，张冰独做东宴请上官云相，韦亚君作陪，这位军官无意之中开玩笑说：“这位美丽的小姐，不如随了我的姓，将来以兄妹相称好睞。”说着无意，听者有心，张冰独灵机一动给她起了一个上官云珠的艺名，她后来用这个艺名走红上海滩。
据张冰独在《上海文史资料存稿汇编》发表的《上海日狱两月半》载，1941年12月，侵华日军因张冰独采访过保卫四行仓库的民族英雄谢晋元（时任第八十八师五二四团团附），以“赤色文化人”的罪名，将张冰独逮捕，严刑拷打。
出狱以后，他去了福建南平，在陈培锟（时任福建省府顾问和省临时参议院院长）手下工作，因为和陈培锟在愚园路的建德坊是邻居，又因为工作关系，他和陈培锟的女儿陈东生谈起了恋爱。此事被陈培锟发觉以后，坚决反对和阻止，并且告诉张冰独，他的女儿已经许配给了国民党驻美武官。为了断绝两人的来往，陈培锟将张冰独调到了江西。在江西贛州，张冰独曾经担任过蒋经国主办的《青年报》编辑、新闻审查官、战地特派员。不久又随军服务到了桂林，担任了张发奎属下的青年服务总队负责人。湘黔桂战役爆发以后，他流落到重庆，通过当年中国公学同学、曾经当过上海大亨、公共租界督察长陆连奎律师的余祥琴的介绍，参加了军统，成为抗战胜利后接收上海的文化特派员。
抗战胜利后，张冰独返回上海，住在当年一起编辑《理想家庭》杂志的薛维翰的家中。薛维翰是荣毅仁的外甥，住宅靠近复兴公园，条件很好。但是原中西大药房的老板周邦俊，因为在沦陷区时期担任过中日文化协会的理事，以及犯有经济汉奸的罪行，已经遭到陆京士等人的搜查并扬言要没收他的房产，于是周邦俊生拉硬拖地拉着过去有过一定交情的张冰独去他家居住，想让他做自己的护身符。
上海在孤岛时期，张冰独曾经与女作家苏青在中西大药房相识，所以，通过周邦俊的明示，去了苏青后来居住在南京西路高士满舞厅隔壁里弄的家庭寓宅，询问她有关编辑《风雨谈》杂志的柳雨生、开办过太平书店的陶亢德等文化人的具体住宅，同时让苏青陪同带路前去抓捕。苏青上车以后，内心很是恐慌不安，张冰独安慰她说仅仅只是带路而已，陪同前往的还有一位叫陶佳的汪伪警察。因为是余祥琴的同乡，又因为天色较晚，就让苏青留宿在军统的招待所里。第二天就让中西药房的老板周邦俊签字交保释放了她。
后来在不少有关苏青人物传记和期刊里，叙述此事的内容与上述经过不同。说张冰独在威海卫路88号军统的审讯室里，审讯了苏青与陈公博的关系，说他想利用自己的身份，染指苏青，吃苏青的豆腐，占她的便宜。这让张冰独十分生气，表示说这侮辱了他的人格。采访张冰独时，他给笔者看了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贺圣遂、陈麦青主编的《不能忘却的历史：亲历抗战实录》一书，内中写到抓捕陶亢德的经过，以表示自己的清白。
戴笠飞机失事身亡以后，随着军统特务集团内部的斗争，张冰独被迫离开上海，流落去了台湾，开办和初创了台湾的电影和戏剧事业。并且在1946年，于台湾出版和发行了他著作的《上海观剧杂记》，内中介绍了他流落到桂林之后，在1944年，观摩西南八省戏剧展览会的观剧心得体会，以及和田汉等人组成批评团，专门研究讨论戏剧评论的情况。还有一部分是抗战之前，留存在陈伯吹寓宅的当时一些观剧的残余稿件，他认为此书的出版，对于台湾的戏剧事业，读者自有见仁见智的检讨。
后来的张冰独，从台湾再次返回上海，担任了《物报》的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因为参加过军统组织，被人民政府关押劳教。在安徽黄山的劳改农场里面，张冰独潜心研究，竟然成为了一名水利方面的专家，很多农场都闻名邀请他去参观、商讨、研究当地的水利设施和灌溉布局。张冰独当时曾器宇轩昂地对笔者说，他虽然年老了，但想重振雄风，写信要求政府批准他重返农村，参加水利建设。真是老当益壮的豪言壮语。谈到他“文革”之中被特赦，1979年平反，作为上海市粮食局退休干部处理的话题时，他还拿出红皮的退休证给笔者看。 解放前张冰独与笔者父亲有一段交谊。笔者曾经通过《上海鲁迅研究》杂志编辑李浩的介绍，去了张冰独获释之后在杨浦区国和新村的寓所，他曾经与笔者谈及许多在军统组织的活动往事。
1945年的夏天，以杜月笙大徒弟陆京士为首的军统接收小组，开始抵达第三战区的总部安徽屯溪，为接收上海开始进行准备工作。张冰独是当时“四人小组”之一，为主管文化的特务。
此时军统特别刑侦组获悉，上海沦陷时期勾结日军的电影界汉奸、曾经任职日汪合作的“中华电影联合股份公司”经理和制片部主任的张善琨正向浙江富阳的场口镇逃逸。于是决定由组长刘人文上尉前往抓捕，因为刘人文不认识张善琨，临时决定由张冰独陪同前往。到达场口镇，张善琨雇佣的一只小船已经被当地军警扣押。张冰独和张善琨打过招呼以后，便将张善琨和他的妻子童月娟带往军统马山指挥所驻留。
张善琨夫妻二人抵达马山村以后，便立即和行政院秘书长蒋梦麟联系，并且雇船经建德到淳安，会见了他的旧友律师余祥琴。当余祥琴要张善琨参加军统组织的时候，张善琨出示了国民党中央党部部长黄显光的电报，内容是要其“归正党国的训示和慰问”。并且再三强调，这封电报，是通过在安徽屯溪的国民党上海地下市党部主任吴绍澍转给他的。张善琨因为有了这道护身符，又看见了日本必败的预兆，就准备冒险逃奔内地投诚。不料侵华日军有所耳闻，便将他传讯扣留。后来因为证据不足，再加上有关方面的活动，只得将他释放，但依旧派人监视张善琨的一举一动。他这次是借着为杭州的女儿主办婚事，送小夫妻外出欢度蜜月的机会，乘人多不备，混入火车车厢，中途乔装改扮转车，最后坐船才逃入场口镇的。
抗战时期，弹丸之地的屯溪，早已成为江浙和上海偏安一隅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迁入屯溪的国民党工作单位多达120多个，各有各的后台和编制，经常和当地的行政机构发生矛盾和冲突。越到上层，矛盾就越发激烈。以皖南行署主任张宗良为首的皖南地方势力，和以上海市党部主任吴绍澍、中央宣传部东南办事处冯有真的CC系的斗争，早已纷争不休，臻于白热化。
此時的张善琨在屯溪受到中统热情接待，视作上宾，根本无视皖南地方势力的存在，不仅激怒了张宗良，而且他的部下也愤愤不平。于是他挖空心思寻找出了一个把柄，准备实施谋定而动的抓捕计划。他名正言顺地提出了“肃清汉奸”的口号，直接指派当地的军警，包围了张善琨的住所，进行搜捕。同时组织军事法庭准备通过审讯，予以正法。消息传到吴、冯两人的耳朵，急得如同热锅上的蚂蚁，星夜商议之后，一方面急电重庆求援，一方面用自己的私人汽车开入招待所，接出张、童夫妇，藏进密室。
张宗良闻讯勃然大怒，责令屯溪警备司令楼月，务必将张善琨缉拿归案，否则以放纵国家要犯论处。楼月不敢怠慢，派出侦探四出打探。在严密搜查和四处打探之下，终于侦查出张、童二人逃往岩寺的方向。于是调动大批军警包围了黄山，终于，吃尽千辛万苦将二人抓捕成功，给他们戴上手铐、脚镣，双双押回屯溪等待审讯。
轰动一时的“肃清内奸”的审理工作，正紧锣密鼓地按照张宗良的既定计划，即将开始举行的时候，张善琨的老朋友、青帮同门师弟余祥琴，悄悄地加入了幕后活动。他打电报给军统头子戴笠，汇报此事的经过，请他出手援助营救。果然不到一周的时间，军委会办公厅发来一道十万火急的电报，责令张宗良将要犯押送至江西上饶第三战区司令部，由司令长官顾祝同亲自审讯。接着顾祝同也派来急电，委派调查处少将主任毛万里专程赴屯溪提押犯人。张宗良此时才明白事态已经扩大，自己已经无权处置犯人，只得顺水推舟，把这个人情送给了军统。
于是，张善琨夫妇在众目睽睽之下，从监狱里拖着锒铛的铁链，被押送上汽车离开了屯溪，而帮助护送的人员之中，就有张冰独。这可真是《捉放曹》的一曲现代翻版。
张善琨后来去了香港，拍摄了不少电影，1957年因患心脏病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