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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汉学家列文森曾经有个著名的比喻:传统文化在今天的命运,如同放入了“博物馆”。人们既不再把传统价值体系当成判断事物的准绳,也并不将之弃若敝屣,而是带着疏远与崇敬的复杂情绪,把它们“妥善地收藏在玻璃橱窗里”,作为年代久远的传承物储藏、展示。
这也是我在参观各地新建的“民俗博物馆”时的感受:制陶、织布、刺绣、泥塑等传统手工生产工序,从原先位于市井街头或简陋作坊的工作场所中转移到博物馆的展示空间里;手艺人虽然还是像从前一样娴熟而专注地加工着原料,制作出一件件让人赞叹的成品,但他们工作的性质却已经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從前,人们更关注是工艺的产物本身,而现在生产的过程则受到了更多瞩目:不仅糖画、泥人的制作被当成有艺术创作性质的表演,就连原先人们司空见惯的纺麻线、织草鞋等工序,也因其罕见而具有了观赏和体验参与的价值。
这种转变与列文森的“博物馆”隐喻如出一辙。传统事物进入当代社会后,一方面丧失了它原本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鲜活意义(对于传统价值体系来说,这是指其对整体社会思想的主宰;对于传统手工制品来说,则是指其与百姓日用的关联);但在另一方面,这些从我们日常视野中逐渐消失的事物,却又因其略显陈旧、冲淡的色调而产生了可贵的审美价值。换句话说,手工制品从日常场合的“退场”和它们在博物馆橱窗中的“登场”,正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我们观赏着民俗博物馆中的制陶、织布工艺,其实是在见证一种生活方式的谢幕过程,犹如我们黄昏时看到夕阳徐徐潜入海面的壮丽景观。
在本期《中国国家旅游》杂志的《纸在中国深处》报道中,我们特别追踪了手工造纸工艺的当代命运。“纸”在这里的意义既是实质的(随着各种电子显示设备的普及,传统意义上的“字纸”正从日常生活中悄然退场),又是象征的(作为四大发明之一,作为中国古代典籍的主要载体,它同时是华夏文明的标志物与承载物)。而我们报道的最后一站,恰恰是位于云南高黎贡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手工造纸博物馆。在这里,手工造纸的主要工序被分别置于博物馆的不同展厅之中,而后者错落有致地构成了一组建筑聚落,“如同一个微缩的村庄”。
就像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手工艺进入博物馆既宣告着一个时代的终结,也昭示着某个全新的开始。在这样一座博物馆里,参观者的收获远不限于审美的愉悦和消费的体验。古法造纸的工艺集中展现了传承千年的手工艺精神:它强调耐心与专注,强调对品质近乎苛刻的追求。我们相信,即便隐身在博物馆门墙之内,这种手工艺精神与我们之间仍然保有鲜活的关联,它仍然为我们带来肯定生命的强劲力量。
这也是我在参观各地新建的“民俗博物馆”时的感受:制陶、织布、刺绣、泥塑等传统手工生产工序,从原先位于市井街头或简陋作坊的工作场所中转移到博物馆的展示空间里;手艺人虽然还是像从前一样娴熟而专注地加工着原料,制作出一件件让人赞叹的成品,但他们工作的性质却已经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從前,人们更关注是工艺的产物本身,而现在生产的过程则受到了更多瞩目:不仅糖画、泥人的制作被当成有艺术创作性质的表演,就连原先人们司空见惯的纺麻线、织草鞋等工序,也因其罕见而具有了观赏和体验参与的价值。
这种转变与列文森的“博物馆”隐喻如出一辙。传统事物进入当代社会后,一方面丧失了它原本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鲜活意义(对于传统价值体系来说,这是指其对整体社会思想的主宰;对于传统手工制品来说,则是指其与百姓日用的关联);但在另一方面,这些从我们日常视野中逐渐消失的事物,却又因其略显陈旧、冲淡的色调而产生了可贵的审美价值。换句话说,手工制品从日常场合的“退场”和它们在博物馆橱窗中的“登场”,正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我们观赏着民俗博物馆中的制陶、织布工艺,其实是在见证一种生活方式的谢幕过程,犹如我们黄昏时看到夕阳徐徐潜入海面的壮丽景观。
在本期《中国国家旅游》杂志的《纸在中国深处》报道中,我们特别追踪了手工造纸工艺的当代命运。“纸”在这里的意义既是实质的(随着各种电子显示设备的普及,传统意义上的“字纸”正从日常生活中悄然退场),又是象征的(作为四大发明之一,作为中国古代典籍的主要载体,它同时是华夏文明的标志物与承载物)。而我们报道的最后一站,恰恰是位于云南高黎贡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手工造纸博物馆。在这里,手工造纸的主要工序被分别置于博物馆的不同展厅之中,而后者错落有致地构成了一组建筑聚落,“如同一个微缩的村庄”。
就像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手工艺进入博物馆既宣告着一个时代的终结,也昭示着某个全新的开始。在这样一座博物馆里,参观者的收获远不限于审美的愉悦和消费的体验。古法造纸的工艺集中展现了传承千年的手工艺精神:它强调耐心与专注,强调对品质近乎苛刻的追求。我们相信,即便隐身在博物馆门墙之内,这种手工艺精神与我们之间仍然保有鲜活的关联,它仍然为我们带来肯定生命的强劲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