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作为台湾外省第二代指标性作家，朱天心的作品一直置身于“解严”后台湾文坛硝烟弥漫的意识形态战场中。虽然朱天心本人一再强调“我不会让任何东西凌驾于文学之上”，但是在某些时候，朱天心强烈的知识分子性格，仍然促使她放弃更为个人化、更为幽微的文学探索，而转向以笔为旗的介入、公共论坛式的写作。《小说家的政治周记》（二○○一）便是她对台湾政治生态强烈不满的抗议之书。她也在二○○四年参与发起公民组织“族群平等联盟”，监督政客对于族群问题的操弄。近年来，朱天心更投身于流浪猫的动物保护运动，为动物权利发声，希望人类能够善待其他物种，与非人类动物共有而不是独占地球。透过朱天心笔下的动物书写，我们观照到地球上更多的有情生命，她笔下的猫生也带领我们跳脱人类中心的狭隘视角，反思、修正人类伦理的局限性。
　　讨论动物书写，第一个面临的就是文类的界定问题。什么是“动物书写”？是否涉及动物的写作就可以归入“动物书写”的范畴？正如以往关于“女性书写”“自然书写”的讨论所指出的，女性书写、自然书写并不是所有关于女性或含有自然元素的写作，而是具有“女性自觉”“生态意识”的写作，同样，“动物书写”指涉的也不只是题材内容与动物有关的写作，而是具有“动物解放意识”的写作。与一般的文学写作不同，自然书写或动物书写是具有强烈议题性的写作，它强调对于生态、动物的非人类中心的伦理观念，也致力于在写作中打破人类中心的迷思，贯彻生态整体主义与动物解放的理念。它是一种具有高度现实感的入世的文学，强调人与真实世界中的自然、动物的互动关系，“非虚构散文”因此成为这个文类的大宗。台湾“自然书写”的重要作家、研究者吴明益曾经在《台湾自然书写的探索》一书中说明“非虚构”对于自然书写的重要性：“自然书写研究者强调此一文类的‘真实性’（factualness），或说‘非虚构’性（nonfiction）。非虚构性并非完全排拒文学性的处理，而成为一种流水账式的‘客观记录’。‘非虚构’所着眼的层面，其实是在作者必须有实际的观察经验，才能进行相关的书写。也就是说，观察经验并非由杜撰而来，当然也不能捏造不存在的生物或环境。”动物书写亦然，它书写的是人与真实世界中的动物的互动关系，处理人类在与动物交往、共处的过程中所呈现的伦理处境与难题。从这样的定义出发，朱天心的《猎人们》无疑是不折不扣的动物书写，它不仅真实记录了一群在作家生命中来来去去的流浪猫的猫生，同时也呈现了朱天心对于流浪动物处境的关切、对人类如何对待他者的道德诘问，是一本当之无愧的“动物书写”。
　　黄宗洁在《当代台湾动物书写中的环保意识》中将台湾动物书写的发展划分为几个阶段：其中第一个阶段为“动物与我：经验分享与抒情”的早期书写 ：“作者往往以第一人称的观点，抒发私我的动物经验，内容多半着墨于饲养动物的趣事或回忆，并借此分享对动物的喜爱之情。换句话说，作者的创作动机较为单纯，关注之焦点亦非以动物保护或保育为主。”收入《猎人们》的一篇旧作——朱天心写于“三三”闺秀文学时期的《李天宝》正是如此。此一阶段的朱天心写猫，更多呈现的是一种缘情似水的少女情怀，白猫“李天宝”以它对朱天心的忠诚，被拟人化为一白猫王子，整篇散文以对李家宝的怀念与负疚为基调，弥漫着一股感伤动人的情绪，然而置诸动物书写的系列，基本属于个人私密情感抒发的文学性写作，与朱天心往后发展出的公共议题性的动物书写颇为不类。三十年后当朱天心重新提笔书写猫生，她的动保意识趋向自觉，猫不复是李家宝阶段的“宠物”，而是拥有自主生命，自有其生命尊严的平等他者。透过朱天心笔下的猫生，我们领略到猫的生机盎然，也警觉到人世对待动物的道德法则。
　　基本上朱天心动物书写的内容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对于猫族生命样态人类学式的观察与描述。比如《猎人们》所写到的母猫纳莉。纳莉继承自祖先的狩猎天性，对捕猎小动物兴致勃勃，作者每惑于自然界食物链的生存法则，不知是否要干涉造物主的游戏，又着迷于流浪猫城市猎人未被驯服的野性。她想象纳莉的领地、巡逻的路线，“……那微风夹带多种讯息地穿过草尖，草尖沙沙刷过最细最敏感的腹毛，那光影每秒钟甚至更小刻度的变化，那百万年来祖先们汇聚在热血脉里的声声召唤……我每每努力为想象中的细节再增补更多的小细节，唯其如此，才能平衡我们这一场人与野性猎人在城市相遇，注定既亲密又疏离的宿命” —“亲密又疏离”，呈现出朱天心对于人猫关系的定位：作为友伴动物，猫族与人族有着长期形成的亲密关系；但是，又不同于所谓“宠物”—人对于猫的占有，“疏离”意味着去除人类中心的态度，尊重动物生命的独立，待之以一种互为主体的关系。朱天心特别以一篇《并不是每只猫都可爱》为打算认养流浪猫的人族预作警告，不要以宠物的方式想象人与猫的“甜蜜”关系，并不是每只猫都憨态可掬，会与人亲若一家，这些不可爱的猫计有：“胆小的猫”“丑猫咪”“木讷的猫”“偷嘴的猫”“小心眼的猫”以及，总想去漫游“不愿家居的猫”，等等—总之，朱天心要说的是，猫并不是因为“可爱”才有生存的权利，她所强调的，不是私领域内对待“宠物”的宠溺深情，而是公领域内人们如何对待流浪动物、城市里的弱势他者的方式。如果你爱猫，那就试着理解与欣赏这些风景各异，并不以取悦人族为生存目标的猫；如果你不喜欢猫，那也没关系，但请不要践踏它、侮辱它，请给它一条生路，毕竟人族占尽资源，为什么不让这些寿命通常二至三年的流浪猫在人世能有一个安享天年，愉快度过猫生的机会呢？
　　这很难吗？—很难，大多数的流浪猫是在人族的惊吓中熬过一生的，更别提它们当中还有许多是死于非自然方式—虐猫，以及大规模捕杀的“安乐死”。这就要说到朱天心动物书写的另外一个内容了：朱天心的此类书写笔触不再集中在动物本身，而是将重点摆在了人类如何对待动物的道德追问上。在《一只兴昌里小猫的独白》一文中，朱天心以猫的第一人称写下即将被注射毒药“安乐死”的兴昌里小猫的临终告白：它不想讨人喜欢或讨人嫌恶，仅仅只想有个活路，它不明白为什么人族可以把它们当作没有生命的垃圾一样随意处理来处理去，“我们从不求日日饱暖，不求人族宠幸，从不奢望妈妈、兄弟们可以永远聚首，就像每天晚上这社区一户户人家灯光亮起时的那情景，那种—噢，我有点知道了—幸福的感觉。我只但愿，同樣作为地球上的过客，我们彼此容忍，互不断生路，至于生死祸福，自己碰自己担，这，会是一个太奢侈的梦想吗？”奢侈不奢侈，端看它的托生所在，唉，猫也是有好运歹运之分的—根据猫族在不同地方所受的对待，朱天心发展出衡量一个地区进步与否的特别指数—“猫族指标”：在《猫咪不同国》里，朱天心历数她在希腊、中西欧、日本等国游历的经验，羡慕彼地流浪猫自在友善的生存环境，对比宝岛台湾—不幸投胎此地的猫族，从它们对人的戒备恐惧、紧张落跑就可知此地人心险恶，视欺凌弱势为理所当然。朱天心列举台湾对于原住民、外籍劳工、东南亚与大陆配偶的严苛政策，指陈它一向遵循西瓜靠大边，将生命区分为三六九等的逻辑，不良政客不时叫嚣要清除异己、净化环境，“对人族，尚且如此，公然挑选符合统治者利益、喜好的人作为选民，对其他‘非我族类’，岂会手软”？然而一个社会若没有养成平等尊重善待弱小生命的价值，又怎么能自诩“进步民主”：“我不止一次理智提醒自己，不可以用單一指标来衡量一个国家（经济的、民主的、人权的、文化的……当然，猫咪的），但是，但是一个不肯给非我族类一口饭、一口水、一条活路的国家，作为人族的我们生存在其中，究竟有什么快乐、有什么光彩、有什么了不起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