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双方只有破解心结，真正“读懂”彼此，才能切实建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政治基础，走出中美关系的一片新天地。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不久前对美国的国事访问，给美国政界和人民留下深刻印象，使美国和世界又一次重新认识了中国，给持续紧张的中美关系打上了一个休止符，世界可以说是松了口气。
　　从伦敦到东京，从莫斯科到巴黎，从渥太华到柏林，从曼谷到内罗毕，当那些政治精英和商界领袖读完了中美共识的成果清单后，应该大概知道在世界政治未来的几年里有哪些机遇，哪些风险在等待着他们了。

中美关系对世界有多重要？

　　中美握手言和，世界眉头舒展，这一现象再次验证了世界政治从来都摆脱不了大国关系决定世界政治总体质量的逻辑。
　　世界政治的总体质量是什么？什么是衡量它的标准？这跟中美双边关系有什么关系？回答这个问题对于理解当今中美关系对于世界政治的意义和两国对世界和平承担的责任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如果说国际关系的终极目标是防止战争和维护和平的话，那么战争与和平则是测量世界政治质量的两个极点，在这两个极点之间有一个巨大的光谱，世界政治的状况越充满紧张和冲突，发生战争的概率越高，那么离和平的极点就越远，世界政治的质量就越差;反之亦然。
　　小国之间即使是兵戎相见一般也不会影响世界政治的总体质量，大国和小国之间磕磕碰碰一般也不会伤害世界政治的大局。但如果大国，尤其是世界上的主要大国之间的关系出现了紧张，世界政治的质量就有可能出问题。 因此，大国之间的互动对世界政治的质量来讲，从来都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也是一段时间以来全世界的人都为中美关系捏了一把汗的原因。
　　在这个不断变化的世界政治光谱中，大国关系质量的变化直接决定世界政治状况变化的方向：由战争走向和平，还是由和平走向战争。所以说，大国互动的基本状况决定世界政治质量的基本状况。大国关系和谐，世界太平;大国关系恶化，世界动荡。这是历史的启示，也是现实的感受。
　　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刚刚完成的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可以看作是本世纪以来最重要的一次大国互动，意义重大。
　　从习近平主席和奥巴马总统达成的一些重要共识来看，一些引起中美两国对抗的领域如网络安全、太空竞争、货币战争、贸易冲突得到了相当程度的管控。但世人不应当以此为满足，因为管控危机不等于消除了危机，更不等于消除了危机的根源。今日得到了管控，明天可能会在新的条件下再次爆发，从而引发新的紧张。从短期效果来看，管控是最好的选择，倘若从长期的角度看，管控还不能彻底解决中美之间的深层矛盾和问题。
　　实际上，中美在这些问题上已经陷入了一种“危机，管控，再危机，再管控”的周期性循环。双方为此都花费了巨大的精力和资源。如果不从根本上解决两国之间的问题，恐怕这种循环还会持续下去，借用德国古典哲学家康德的话来将，“永恒的和平”就难以出现。
　　深知中美关系的复杂性，北京提出的彻底解决方案是中美一起来打造一个“新型大国关系”，但华盛顿反应的热络程度还远远不够。正如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所言，习近平主席此访是增信释疑之旅、聚焦合作之旅、面向人民之旅和开创未来之旅。笔者认为，其中摆在首位的“增信释疑”，尤为重要。中美双方只有破解心结，真正“读懂”彼此，才能切实建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政治基础，走出中美关系的一片新天地。在这方面，3个结构难题带来的挑战必须引起高度重视。

美国开始正视中国的政治秩序

　　中美双方在对待对方的政治体制的态度上有着巨大的，几乎是不可消除的结构落差。从北京方面来说，事实上中国共产党建政以来，很少表现出要影响美国内政朝着社会主义方向发展或推动美国成为中华文化圈一员的冲动。反之，华盛顿对中国的政体却经常“说三道四”，美国政治精英一直希望中国最终能成为西方社会的一员，这一点他们从来也未有掩饰过。
　　考虑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政治制度和政治秩序的稳定一向是中国国家核心利益中的核心，北京很难对美国对华政策的最终动机不持怀疑态度。如果期待北京在这样一个背景下仍然对美国充满信任，那么地球就不是圆的了。美国必须改变对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和其领导下的政治秩序的怀疑和偏见，是时候放下意识形态包袱了。
　　也在此背景下，北京加强了“增信释疑”的攻势，开始由被动等待向积极运作方向转变。这一微妙的变化尤其在中美双方今年9月紧锣密鼓为习近平主席访美作准备的过程中表现得非常明显。
　　9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特使身份访问华盛顿，就中美两国管控网络安全冲突进行沟通和协调。谈判时，一方是主管中国公共安全事务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另一方美国国务卿克里、总统安全顾问赖斯、国土安全部部长强森、联邦调查局局长康梅，阵容不可谓不气派。奥巴马政府的国家安全团队以如此整齐的阵容与中国共产党的一个高级干部和他率领的国家安全团队对谈国家安全事务，这本身就表明美国政府自觉不自觉地开始正视并尊重中国的政治秩序了。
　　事实上，北京在让美国社会和政治精英习惯并接受中国现存政治秩序的逻辑方面变得越来越自信。9月22日，习近平一踏上美国的领土就向美国政界商界和社会系统地通报中国未来政策的发展方向和它的内在逻辑关系。在当天出席华盛顿州西雅图市以及美国全国性友好团体联合为他和夫人彭丽媛举行的欢迎宴会上，习近平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国家秩序中的主导地位给美国人分析得淋漓尽致。
　　然而，要让美国这个以个人自由精神立国和以基督教价值观念作为社会基本纽带的国度完全接受并尊重中国现存的政治秩序和体系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美国社会对华抨击的对象，有时是明显的偏见，有时是善意的说教，但无论如何，“新型大国关系”关系的打造离不开社会基础的土壤，这个体制相护排斥的“结症”不解开，中美两国在政治层面上很难互相欣赏，更谈不上携手打造一种引领全球的全新大国关系了。

学会尊重和接受彼此的存在

　　中美在地缘政治上的矛盾和利益冲突日益浮出水面。这首先表现在两国对西太平洋地区的角力上。西太平洋是中国的出海口，是中国走向世界海洋的必经之路。30多年的经济繁荣，已经使中国成了一个世界贸易大国。借鉴世界贸易史的发展规律，北京坚信，对于中国来讲，由传统的大陆国家向海洋国家迈进，这个时代已经到来。在许多中国的战略家眼里，把中国发展成为21世纪的海洋强国，不仅是维护中国全球贸易利益的需要，而且是一个历史的必然。恢复中国在15世纪就已经展现的航海大国风貌，重现郑和独领世界航海舰队风骚的辉煌，已经成为一代中国人的梦想。
　　实现这个梦想的第一道屏障是美国对西太平洋的绝对战略权势。从美国地缘战略的角度来看，一个崛起的、充满着海洋强国梦的中国应该不是一个令人鼓舞的好消息。五角大楼不可能不知道，中国在南海形成规模海军基地之日，便是美国垄断西太平洋空域海域巡航霸权终结之时。
　　自甲午海战以来，中国通向海洋的出口要道一直紧紧地被外国势力所控制或封锁。习近平总书记执掌中央军委以来，一个新的、更具进取精神前进战略便开始形成。3年来，中国海军从浅海走向深海，从近海走向远洋，不断地在美国和其盟友控制的岛链中来回穿插，形成西太平洋上一道新的战略景观。尽管美国对此一直高度警惕，但是他们终究要认识到，很难设想，北京会在这个问题上做出什么实质性的让步，因为中国在这个问题上的回旋空间，无论从国内民众的期待还是国际博弈的压力来讲，几乎等于零。
　　同样，期待美国配合中国的海洋战略，放弃或弱化美国在西太平洋的权势也是一种幻想。即使是促使华盛顿顾及中国崛起的现实同北京分享一下太平洋的主导权，短期内可能也不会变为现实。就其根源，还是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在他的巨著“世界秩序”说的那个道理。他说，美国在西太平洋的最大噩梦就是哪一天被域内的某一个大国驱逐出去。美国不能容忍亚太地区被域内的任何一个大国所主导。不管是谁企图主导亚洲，美国都不会袖手旁观，无动于衷。基辛格在书中确认，美国在西太平洋的核心利益不多也不少，这就是阻止亚太地区被域内的任何一个大国左右，确保美国对该地区的战略主导权。
　　这并不是说，中美的海洋利益冲突完全不可调和。而是说，中美双方必须在不断的磨合中，学会尊重和接受彼此的存在。正如习近平说过的，“宽广的太平洋两岸有足够空间容纳中美两个大国”。
　　不合作无法解决世界的问题
　　在哲学思想和原则层面上，中美在如何构造未来国际政治秩序的问题上也存在着心结。
　　如果说自由贸易、公平竞争是国际经济秩序的核心思想，而且中美双方都发自内心地认同这一思想的话，那么在国际政治秩序的核心指导思想上，中美还远远没有达成共识与谅解。这一点与战后国际政治发展的动荡有关，也和冷战时期国际关系意识形态化有关。但冷战已经结束20多年了，全球化已经将当年的意识形态铁幕摧毁的荡然无存，该是将一个无序的国际社会变成一个有序的国际社会的时候了。
　　70年来虽然没有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但与其把它归功于战后国际秩序的安排，还不如说它是核威慑的结果。大规模杀伤性的核武器诞生之后，尤其是在美苏两个超级大国掌握了足以将对方摧毁千百次的第二次核打击力量后，一场新的世界大战的风险大大降低了。但任何人都知道，一旦核威慑失效，人类将彻底毁于自己制造的大规模杀伤武器。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今天享受的世界和平充满了偶发性，并非制度安排。
　　“世界无战事”并不意味着世界各个地区无战事。70年来在世界各地发生了大大小小几百次的武装冲突和区域战争。按基辛格的说法，光是美国就打了朝鲜战争等5场较大的战争。如果再加上那些大国出钱出枪的代理人战争，宗教战争，领土冲突和恐怖主义袭击，战后的国际秩序真是千疮百孔，困难重重。
　　从中国的角度讲，这一切在很大程度上都归咎于二战战胜国所设计的战后国际秩序始终未能全面落地，所提出的处理各种国际关系的理念被束之高阁，《联合国宪章》所规定的各种国际行为准则和冲突解决机制没有得到充分的尊重和应用。对于美国不少政治家和议员主张对联合国采取“拿来主义”的观点，北京充满忧虑。尤其是对于美国政府有用的时候把联合国当回事儿，觉得联合国碍事了，便绕开联合国来强行推进自己的政策的行径，北京难以接受。
　　美国政治精英对于联合国作用的怀疑，始于他们对于国家主权思想作为联合国基本哲学思想和指导原则开始发生动摇。用“国际人权干涉主义”取代“不干涉内政的国家主权思想”作为未来国际关系准则的主张，越来越强烈地开始支配和主导美国的对外政策包括它的对华政策。在这个问题上，北京无法认同。从北京的角度来看，“国家主权有限论”的提出意味着美国不愿意继续遵守传统的国际社会准则，而要将未来国际关系重新意识形态化，那将意味着联合国立会基本原则的终结。
　　“主权至上”还是“人权至上”，在这个以什么基本原则来指导未来各国国际行为这个根本问题上，中美显然有着各自不同的看法。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美国也已经意识到，自己的思想和理念都那么受欢迎，如果无法说服他国达成合作，仅仅依靠美国固执己见的“单独行动”是无法解决问题的。奥巴马在联合国的演讲承认，“如果我们无法展开更为有效的合作，我们所有人都将承担后果。对美国而言也是如此，不论我们有多么强大的军力……我们理解联合国无法独自解决世界难题。在伊拉克，美国已经得到了教训，美国无法独自行动。”
　　从这个角度看，中美双方应像习近平说指出的，“加深对彼此战略走向、发展道路的了解，多一些理解、少一些隔阂，多一些信任、少一些猜忌，防止战略误解误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