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愿好画家留名后世
黄宾虹好为画家立传，我曾看过他写给杭州书画收藏家叶梦庚的一封信：“先生久居湖上（指杭州），耽心书画，于近现代书画家颇为熟知。望能一一介绍，发幽阐微，以防书画家之声望年久泯没也。”我还看到他在一幅王云（竹人）画的《桐荫高士图》上题字：“竹人老画师所作笔墨酣畅，形神兼备，钦佩！钦佩！”
黄宾虹晚年眼睛患病，他想给杭州近现代书画家立传，却未能实现。上海书画家，有《海上墨林》可资查考，杭州则始终未见有《湖上墨林》之类的著作面世。许多书画家，未能“发幽阐微”，唯有与世俱泯。我在杭州新宫桥河下住过几年，附近画家有阮性山、戚子冈、方口壶等。如今，除阮性山可在《中国美术家人名辞典》上查到，其他已与世俱泯。
我们欣赏无名氏书画，觉得水平很高，很值得传世，可惜不晓得作者是谁，是十分难过的。我藏有一小幅工笔菊花（图17），画得很好。四种形象不同的菊花，作不规则的“品”字形排列。中上一朵，未尽开放，花瓣大多紧抱花心；已开放的花瓣，伸向四面，长短阔狭不一，充满活力，生机盎然；左侧一朵，白色花瓣细而长，有似俗称“萝卜丝花”，但花瓣头上作青莲色；右侧两朵，初看是同一品种，细看不仅花瓣颜色不同，花芯形状也异。四朵菊花，各有枝叶，互相交叉在图的右下方，显得密不通风。
全画构图自然，层次分明，落笔劲挺，全无松懈之处。特别吸引人的是菊花的着色，十分鲜艳。全图作八角形，较为特殊，上面没有任何落款、印章、题字。但我购进此图时，晓得此图的作者是邓端和，是杭州的一位女画家，以画菊花为出名，大约活动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
1955年，来了个政治运动“肃反”，我成了单位里的“运动员”。有人检举我读中学时参加过“青年军”，隐瞒历史。其实我读中学时身体很差，胆子很小，根本没有去同日本鬼子拼搏的雄心壮志。我被张冠李戴，停职审查。一起接受审查的有个同事叫陈炳炎，他是管理俱乐部的，深度近视，也喜欢书画。有一次，我俩闲谈时谈到了邓端和画菊花。他告诉我：邓端和画菊花的颜色，是一种绝技，是一个秘密。别人无论怎么调，都调不出和她相同的颜色。
由于我和陈炳炎谈话时身边没有邓的画，我不知道别人无法调配的究竟是哪种或哪几种颜色。现在，我重新观摩邓端和的菊花图，觉得很独特的可能是上面那朵菊花里的紫红色（图18）。此图原很鲜艳，现在的紫红色已显得有点斑驳，这是1963年我在临安造青山水库时，全部家当被洪水淹了一昼夜的缘故。
对女画家邓端和，我没有更多的史料，但我愿他的姓名能为人所知，传于后世。
智者之失
语云：“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愚者千虑，必有一得。”特别是鉴赏书画，牵涉到很多知识面，谁也免不了有所得失。某公于著作中介绍了明太祖朱元璋的一幅行书《大军帖》（图19），内容为：“大军自下山东，所过去处，得到（俘获）迤北省院官员（元朝大官）甚多。吾见二将军（徐达、常遇春）留此等（他们）于军中，甚是忧虑。恐大军下营及行兵（行军），此等杂于军队中，忽日遇敌不便，夜间遇偷寨者亦不便。况各各皆系省院大衙门，难以姑假补之。亲笔至日，但得有椎柄之官员（当指原来掌权大官），无分星夜发来布列于南方观玩城池，使伏其心，然后用之，决无患己。如济宁陈平章（陈壁）、卢平章等家小（家属），东平马德家小，尽数发来。至京之后，安下稳当。却遣家人一名，前赴彼旧官去处言，信人心可动。”
某公考定，此帖当写于洪武元年（1368年），朱元璋时年41岁。清初顾复《平生壮观》曾提到此帖：“与中山王徐达手敕，白纸，字如古钱。云‘大军下山东，省院官员甚多。恐留此等于军中，甚是忧虑。’云云。后押字甚奇。”顾复不能辨认《大军帖》末一字，某公也未能辨，说：“末书一字似花押，不辨何文。”
其实，顾复、某公认不到的只是个“朱”字，是朱元璋的签名而已。如（图20）所示，朱元璋笔下的“朱”字，撇捺未到位，作居中二弯，他又把起笔、末笔延长，遂成“押字甚奇”。那么，朱元璋为什么要延长呢？原来，古代行文、布告，往往用笔在文末画钩，表示到此为止，以防狡猾之徒，妄加添注。因此，朱元璋帖末的“押字”，是“朱”字与钩的混合体。顾复与某公的不辨，属于智者千虑中的一失；我的能辨，是不是可以算愚者千虑中的一得呢？说老实话，我还不够资格。因为，我的这点知识，是早年从一本《文物》杂志上看来的。是哪一本呢？为了弄清究竟，我把藏书中的《文物》杂志搬出来，一本本查找。手气不顺，直到最后十来本中才找到1976年7月号《文物》杂志中，有一篇承名世的《朱元璋的两通军令——兼论清人的烦琐考证》。
据承名世介绍，清宫南薰殿旧藏《明武洪御笔》75页（阙1页），后藏宝蕴楼。传世的有八件：1、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三件：《大军帖》《总兵帖》《李公麟仿韦偃牧马图题跋》。2、上海博物馆藏两件：《安丰令》《高邮令》（图21）。3、早年《故宫周刊》曾影印过《与汤和手渝》两件。4、天真馆1919年影印《与李桢书》一件。八件笔迹完全相同，结尾处“签押是草体‘朱’字和‘√’连结起来写的（原注：‘√’表示完毕的意思）”。
可见，我记忆里的一点“智慧”，只是拾人牙慧而已。至于承名世所说的“清人烦琐考证”，是指清代学者罗士琳受阮元授意，考证《安丰令》《高邮令》，经过烦琐考证，虽也得出“元末真迹无疑”的结论，但“不能定其何时何人”。其实，罗士琳如能辨出令末签押是“朱”字，也就知道二令都是朱元璋写给徐达的了。
顾复、罗士琳、某公的不辨“朱”字，都是智者之失，都是无可厚非的。
“孤品”不孤
传世名家书画，只剩一件，则称“孤品”。南宋遗民郑思肖（1241-1318年，一作1239-1316年），字忆翁，号所南，连江（今属福建）人，擅诗，工画墨兰、墨竹，宋亡后隐居平江（今江苏苏州）。画兰叶简花疏，根不著土，自称：“土为番人夺，忍著耶？”
郑思肖的墨兰真迹，至民国时只剩一件，为上海著名书画家、收藏家吴湖帆（1894-1968年）所得。大藏家庞元济（1864-1949年）知道后，多次要求吴湖帆割爱转让。吴感到盛情难却，只好割爱让与。
我在一些书本上看到郑思肖的一幅墨兰（图22）：居中画兰花。兰叶左右分撇，各五六笔，长短参差，兰花一朵，花瓣放开。宋、元是墨兰的初倡期，笔法不如明、清成熟，但郑思肖笔下的兰叶已尽婀娜之姿，兰花已备芬芳之形，颇足观赏。花右自题：“向来俯首问羲皇，汝是何人到此乡？未有画前开鼻孔，满天浮动古馨香。所南翁”。花左有自刻年款“丙午正月十五日作此壹卷”木印。丙午是元成宗大德十年（1306年），郑思肖已68岁。纪年下钤二印，一为阳文“所南翁”，一为阴文“求则不得，不求或与。老眼空阔，清风今古。”左上角有陈深题六言诗：“芳草渺无寻处，梦傍湘江风雨。翁还闲作楚花，我亦为翁楚辞。深。”右下角有清初大藏家宋荦鉴藏章“商丘宋荦审定真迹”。后入藏清宫，有乾隆、嘉庆三朝鉴藏章。据杨仁恺《国宝沉浮录》，此图由溥仪售予日本人阿部房次郎（现藏于日本大阪市立美术馆）。笔者一直认为此图就是曾经吴湖帆、庞元济入藏的郑思肖墨兰孤品。后来看到郑逸梅《珍闻与雅玩》中提到：郑所南墨兰“留存于宇内者，只湖帆处一卷，馀皆赝鼎。”郑所南自题为：“一国之香，一国之殇。怀彼怀王，于楚有光。”吴湖帆割让与庞元济后，不知流向何处？后据王季迁告知，他在美国看到此图已归一富孀名马亚者所有，后捐赠某大学。
显然，存世的郑思肖墨兰，至少还有两幅，一在美国，一在日本。这种“孤品”其实不孤的事情，我也遇到过。上世纪50年代初期，我在杭州买了一轴条幅（图23），上写“高古”两个大字。下写：“李息霜见此，得勿嗤我效颦。陶庵”。作者柯怡（1891-1915年），字陶庵，号石孙，杭州人，自幼酷好书法、篆刻，成名甚早。1913年西泠印社召开第一次社员大会，柯怡是最年轻的社员，只有23岁。第二年，他的书法作品送至东京博览会展出，获得金奖。遗憾的是他1915年就病死，只有25岁，也是西泠印社中死得最早的社员。《高古轴》所写“李息霜”即李叔同（1880-1942年），是写魏体的书法家，后出家为弘一法师。柯怡以魏体写“高古”，所以说，李叔同见了，能不笑我东施效颦吗？
“文化大革命”后，杭州一家报纸刊文介绍柯怡，说他的家藏遗作，毁于“文革”。求遗作者只知西湖葛岭路亭上还有柯怡写的石刻楹联。我想，所藏《高古》轴难道是“孤品”了？我把此事写进《“老充头”和“小名头”》一文，发表于1996年5、6月号《收藏》杂志。我不敢贸然写“孤品”，而是写“我之所藏，或可补阙”。谁知，不久我就收到一位读者的信，说藏有柯怡书联，可以价让给我。对我这个靠养老金生活的人来说，已无闲钱收藏书画，只好婉谢。
清朝初期大兴文字狱。康熙年间，翰林院编修戴名世，所著《戴南山集》中，有文沿用南明年号，被人揭发。九卿会审后拟将戴名世凌迟，为此书作序的汪灏、方苞、刘岩等绞刑，牵涉300余人。康熙皇帝为示宽大，仅将戴名世一人斩首。经查明刘岩并未作序，仍以知情不报罪，与妻子流放三千里，予旗人为奴。雍正时诏令此案流放者回籍，但刘岩已于康熙五十五年病死。
刘岩（？-1716年），字大山，号无垢，江苏江浦人，进士，官翰林院编修，工书画。历代惯例，犯重罪者的书画作品，多被藏家毁掉。刘岩曾论绞，作品很难看到。但在我所藏《恭送许老夫子予告诗册》中，有一开刘岩写的送行诗（图24）。许老夫子是任礼部尚书的海宁人许汝霖，“予告”指康熙五十年皇帝准予告老还乡。在京翰林院门生查慎行、刘岩、宋至等十人写诗送行。刘岩写了一首五古长诗，诗好，小楷也很工整。他赞扬许汝霖“立朝常谔谔，议事复”。想象退休生涯“高士寻林逋，名园访玉津。”祝愿“天柱山中侣，旌阳世外人。”
刘岩的诗页是否“孤品”？后来我发现刘岩名在《八旗画录》中，可见他的流三千里“隶旗籍”，并非我们想象的挑水劈柴、烧饭喂马，而是生活安定，犹能写字作画。不过，我还是没有发现过刘岩的书画作品，则诗页不是“孤品”，也是“稀品”。
我藏有一轴叶翥的绢本山水（图25），近景作山坡、杂树，一屋沿水垒石为基，结构坚实，主人临窗遐眺，似在吟咏；中景两山对峙，水口潺。右山后显现松林、楼阁，似隐古寺名刹，云罩雾绕，虚无缥缈；远山突兀，更远处尚现淡青一峰。左上角隶书“春云出岫”，草书“仿李希古笔意，桐庵叶翥。”（图26）
在《中国美术家人名辞典》里找不到“叶翥”，但在清彭蕴灿《历代画史汇传》卷六十一里找到：“叶翥，字云将，善山水。”全条只八个字，根据《春云出岫图》轴，倒可补上“号桐庵”三个字。彭书注明叶翥八个字的史料来自《图绘宝鉴续纂》。《图绘宝鉴》系元夏文彦著，我藏有1930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万有文库》本，后面附有明韩昂的《续编》《续补》，没有《续纂》。后在《中国画论》中找到明末蓝瑛、清谢彬的《图绘宝鉴续纂》，确有一条：“叶翥，字云将；俞亮，字起星，俱杭人，善山水。”
估计叶翥是明末清初的画家，他的山水画功力很高，落笔真有如锥划沙、似印印泥的味道。自称“仿李希古”，“李希古”即李唐（约1050-1130年），字古，宋徽宗时画院待诏，靖康之变，逃至临安（现杭州），仍任待诏。所画古朴苍劲，山石作斧劈皴，尤善布局，曲尽其妙。叶翥宗法李唐，与清初“四王”异趣，尽管水平很高，却少史迹，也少作品流传。我藏的《春云出岫图》轴是不是孤品呢？我让人在网上找，结果找到一幅从海外回流的叶翥《访友图》，图片很不清楚，但可约略看出风格、功力与《春云出岫图》轴颇为相似。
“孤品”不孤，也是幸事。（全文完）（责编：李禹默）
黄宾虹好为画家立传，我曾看过他写给杭州书画收藏家叶梦庚的一封信：“先生久居湖上（指杭州），耽心书画，于近现代书画家颇为熟知。望能一一介绍，发幽阐微，以防书画家之声望年久泯没也。”我还看到他在一幅王云（竹人）画的《桐荫高士图》上题字：“竹人老画师所作笔墨酣畅，形神兼备，钦佩！钦佩！”
黄宾虹晚年眼睛患病，他想给杭州近现代书画家立传，却未能实现。上海书画家，有《海上墨林》可资查考，杭州则始终未见有《湖上墨林》之类的著作面世。许多书画家，未能“发幽阐微”，唯有与世俱泯。我在杭州新宫桥河下住过几年，附近画家有阮性山、戚子冈、方口壶等。如今，除阮性山可在《中国美术家人名辞典》上查到，其他已与世俱泯。
我们欣赏无名氏书画，觉得水平很高，很值得传世，可惜不晓得作者是谁，是十分难过的。我藏有一小幅工笔菊花（图17），画得很好。四种形象不同的菊花，作不规则的“品”字形排列。中上一朵，未尽开放，花瓣大多紧抱花心；已开放的花瓣，伸向四面，长短阔狭不一，充满活力，生机盎然；左侧一朵，白色花瓣细而长，有似俗称“萝卜丝花”，但花瓣头上作青莲色；右侧两朵，初看是同一品种，细看不仅花瓣颜色不同，花芯形状也异。四朵菊花，各有枝叶，互相交叉在图的右下方，显得密不通风。
全画构图自然，层次分明，落笔劲挺，全无松懈之处。特别吸引人的是菊花的着色，十分鲜艳。全图作八角形，较为特殊，上面没有任何落款、印章、题字。但我购进此图时，晓得此图的作者是邓端和，是杭州的一位女画家，以画菊花为出名，大约活动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
1955年，来了个政治运动“肃反”，我成了单位里的“运动员”。有人检举我读中学时参加过“青年军”，隐瞒历史。其实我读中学时身体很差，胆子很小，根本没有去同日本鬼子拼搏的雄心壮志。我被张冠李戴，停职审查。一起接受审查的有个同事叫陈炳炎，他是管理俱乐部的，深度近视，也喜欢书画。有一次，我俩闲谈时谈到了邓端和画菊花。他告诉我：邓端和画菊花的颜色，是一种绝技，是一个秘密。别人无论怎么调，都调不出和她相同的颜色。
由于我和陈炳炎谈话时身边没有邓的画，我不知道别人无法调配的究竟是哪种或哪几种颜色。现在，我重新观摩邓端和的菊花图，觉得很独特的可能是上面那朵菊花里的紫红色（图18）。此图原很鲜艳，现在的紫红色已显得有点斑驳，这是1963年我在临安造青山水库时，全部家当被洪水淹了一昼夜的缘故。
对女画家邓端和，我没有更多的史料，但我愿他的姓名能为人所知，传于后世。
智者之失
语云：“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愚者千虑，必有一得。”特别是鉴赏书画，牵涉到很多知识面，谁也免不了有所得失。某公于著作中介绍了明太祖朱元璋的一幅行书《大军帖》（图19），内容为：“大军自下山东，所过去处，得到（俘获）迤北省院官员（元朝大官）甚多。吾见二将军（徐达、常遇春）留此等（他们）于军中，甚是忧虑。恐大军下营及行兵（行军），此等杂于军队中，忽日遇敌不便，夜间遇偷寨者亦不便。况各各皆系省院大衙门，难以姑假补之。亲笔至日，但得有椎柄之官员（当指原来掌权大官），无分星夜发来布列于南方观玩城池，使伏其心，然后用之，决无患己。如济宁陈平章（陈壁）、卢平章等家小（家属），东平马德家小，尽数发来。至京之后，安下稳当。却遣家人一名，前赴彼旧官去处言，信人心可动。”
某公考定，此帖当写于洪武元年（1368年），朱元璋时年41岁。清初顾复《平生壮观》曾提到此帖：“与中山王徐达手敕，白纸，字如古钱。云‘大军下山东，省院官员甚多。恐留此等于军中，甚是忧虑。’云云。后押字甚奇。”顾复不能辨认《大军帖》末一字，某公也未能辨，说：“末书一字似花押，不辨何文。”
其实，顾复、某公认不到的只是个“朱”字，是朱元璋的签名而已。如（图20）所示，朱元璋笔下的“朱”字，撇捺未到位，作居中二弯，他又把起笔、末笔延长，遂成“押字甚奇”。那么，朱元璋为什么要延长呢？原来，古代行文、布告，往往用笔在文末画钩，表示到此为止，以防狡猾之徒，妄加添注。因此，朱元璋帖末的“押字”，是“朱”字与钩的混合体。顾复与某公的不辨，属于智者千虑中的一失；我的能辨，是不是可以算愚者千虑中的一得呢？说老实话，我还不够资格。因为，我的这点知识，是早年从一本《文物》杂志上看来的。是哪一本呢？为了弄清究竟，我把藏书中的《文物》杂志搬出来，一本本查找。手气不顺，直到最后十来本中才找到1976年7月号《文物》杂志中，有一篇承名世的《朱元璋的两通军令——兼论清人的烦琐考证》。
据承名世介绍，清宫南薰殿旧藏《明武洪御笔》75页（阙1页），后藏宝蕴楼。传世的有八件：1、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三件：《大军帖》《总兵帖》《李公麟仿韦偃牧马图题跋》。2、上海博物馆藏两件：《安丰令》《高邮令》（图21）。3、早年《故宫周刊》曾影印过《与汤和手渝》两件。4、天真馆1919年影印《与李桢书》一件。八件笔迹完全相同，结尾处“签押是草体‘朱’字和‘√’连结起来写的（原注：‘√’表示完毕的意思）”。
可见，我记忆里的一点“智慧”，只是拾人牙慧而已。至于承名世所说的“清人烦琐考证”，是指清代学者罗士琳受阮元授意，考证《安丰令》《高邮令》，经过烦琐考证，虽也得出“元末真迹无疑”的结论，但“不能定其何时何人”。其实，罗士琳如能辨出令末签押是“朱”字，也就知道二令都是朱元璋写给徐达的了。
顾复、罗士琳、某公的不辨“朱”字，都是智者之失，都是无可厚非的。
“孤品”不孤
传世名家书画，只剩一件，则称“孤品”。南宋遗民郑思肖（1241-1318年，一作1239-1316年），字忆翁，号所南，连江（今属福建）人，擅诗，工画墨兰、墨竹，宋亡后隐居平江（今江苏苏州）。画兰叶简花疏，根不著土，自称：“土为番人夺，忍著耶？”
郑思肖的墨兰真迹，至民国时只剩一件，为上海著名书画家、收藏家吴湖帆（1894-1968年）所得。大藏家庞元济（1864-1949年）知道后，多次要求吴湖帆割爱转让。吴感到盛情难却，只好割爱让与。
我在一些书本上看到郑思肖的一幅墨兰（图22）：居中画兰花。兰叶左右分撇，各五六笔，长短参差，兰花一朵，花瓣放开。宋、元是墨兰的初倡期，笔法不如明、清成熟，但郑思肖笔下的兰叶已尽婀娜之姿，兰花已备芬芳之形，颇足观赏。花右自题：“向来俯首问羲皇，汝是何人到此乡？未有画前开鼻孔，满天浮动古馨香。所南翁”。花左有自刻年款“丙午正月十五日作此壹卷”木印。丙午是元成宗大德十年（1306年），郑思肖已68岁。纪年下钤二印，一为阳文“所南翁”，一为阴文“求则不得，不求或与。老眼空阔，清风今古。”左上角有陈深题六言诗：“芳草渺无寻处，梦傍湘江风雨。翁还闲作楚花，我亦为翁楚辞。深。”右下角有清初大藏家宋荦鉴藏章“商丘宋荦审定真迹”。后入藏清宫，有乾隆、嘉庆三朝鉴藏章。据杨仁恺《国宝沉浮录》，此图由溥仪售予日本人阿部房次郎（现藏于日本大阪市立美术馆）。笔者一直认为此图就是曾经吴湖帆、庞元济入藏的郑思肖墨兰孤品。后来看到郑逸梅《珍闻与雅玩》中提到：郑所南墨兰“留存于宇内者，只湖帆处一卷，馀皆赝鼎。”郑所南自题为：“一国之香，一国之殇。怀彼怀王，于楚有光。”吴湖帆割让与庞元济后，不知流向何处？后据王季迁告知，他在美国看到此图已归一富孀名马亚者所有，后捐赠某大学。
显然，存世的郑思肖墨兰，至少还有两幅，一在美国，一在日本。这种“孤品”其实不孤的事情，我也遇到过。上世纪50年代初期，我在杭州买了一轴条幅（图23），上写“高古”两个大字。下写：“李息霜见此，得勿嗤我效颦。陶庵”。作者柯怡（1891-1915年），字陶庵，号石孙，杭州人，自幼酷好书法、篆刻，成名甚早。1913年西泠印社召开第一次社员大会，柯怡是最年轻的社员，只有23岁。第二年，他的书法作品送至东京博览会展出，获得金奖。遗憾的是他1915年就病死，只有25岁，也是西泠印社中死得最早的社员。《高古轴》所写“李息霜”即李叔同（1880-1942年），是写魏体的书法家，后出家为弘一法师。柯怡以魏体写“高古”，所以说，李叔同见了，能不笑我东施效颦吗？
“文化大革命”后，杭州一家报纸刊文介绍柯怡，说他的家藏遗作，毁于“文革”。求遗作者只知西湖葛岭路亭上还有柯怡写的石刻楹联。我想，所藏《高古》轴难道是“孤品”了？我把此事写进《“老充头”和“小名头”》一文，发表于1996年5、6月号《收藏》杂志。我不敢贸然写“孤品”，而是写“我之所藏，或可补阙”。谁知，不久我就收到一位读者的信，说藏有柯怡书联，可以价让给我。对我这个靠养老金生活的人来说，已无闲钱收藏书画，只好婉谢。
清朝初期大兴文字狱。康熙年间，翰林院编修戴名世，所著《戴南山集》中，有文沿用南明年号，被人揭发。九卿会审后拟将戴名世凌迟，为此书作序的汪灏、方苞、刘岩等绞刑，牵涉300余人。康熙皇帝为示宽大，仅将戴名世一人斩首。经查明刘岩并未作序，仍以知情不报罪，与妻子流放三千里，予旗人为奴。雍正时诏令此案流放者回籍，但刘岩已于康熙五十五年病死。
刘岩（？-1716年），字大山，号无垢，江苏江浦人，进士，官翰林院编修，工书画。历代惯例，犯重罪者的书画作品，多被藏家毁掉。刘岩曾论绞，作品很难看到。但在我所藏《恭送许老夫子予告诗册》中，有一开刘岩写的送行诗（图24）。许老夫子是任礼部尚书的海宁人许汝霖，“予告”指康熙五十年皇帝准予告老还乡。在京翰林院门生查慎行、刘岩、宋至等十人写诗送行。刘岩写了一首五古长诗，诗好，小楷也很工整。他赞扬许汝霖“立朝常谔谔，议事复”。想象退休生涯“高士寻林逋，名园访玉津。”祝愿“天柱山中侣，旌阳世外人。”
刘岩的诗页是否“孤品”？后来我发现刘岩名在《八旗画录》中，可见他的流三千里“隶旗籍”，并非我们想象的挑水劈柴、烧饭喂马，而是生活安定，犹能写字作画。不过，我还是没有发现过刘岩的书画作品，则诗页不是“孤品”，也是“稀品”。
我藏有一轴叶翥的绢本山水（图25），近景作山坡、杂树，一屋沿水垒石为基，结构坚实，主人临窗遐眺，似在吟咏；中景两山对峙，水口潺。右山后显现松林、楼阁，似隐古寺名刹，云罩雾绕，虚无缥缈；远山突兀，更远处尚现淡青一峰。左上角隶书“春云出岫”，草书“仿李希古笔意，桐庵叶翥。”（图26）
在《中国美术家人名辞典》里找不到“叶翥”，但在清彭蕴灿《历代画史汇传》卷六十一里找到：“叶翥，字云将，善山水。”全条只八个字，根据《春云出岫图》轴，倒可补上“号桐庵”三个字。彭书注明叶翥八个字的史料来自《图绘宝鉴续纂》。《图绘宝鉴》系元夏文彦著，我藏有1930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万有文库》本，后面附有明韩昂的《续编》《续补》，没有《续纂》。后在《中国画论》中找到明末蓝瑛、清谢彬的《图绘宝鉴续纂》，确有一条：“叶翥，字云将；俞亮，字起星，俱杭人，善山水。”
估计叶翥是明末清初的画家，他的山水画功力很高，落笔真有如锥划沙、似印印泥的味道。自称“仿李希古”，“李希古”即李唐（约1050-1130年），字古，宋徽宗时画院待诏，靖康之变，逃至临安（现杭州），仍任待诏。所画古朴苍劲，山石作斧劈皴，尤善布局，曲尽其妙。叶翥宗法李唐，与清初“四王”异趣，尽管水平很高，却少史迹，也少作品流传。我藏的《春云出岫图》轴是不是孤品呢？我让人在网上找，结果找到一幅从海外回流的叶翥《访友图》，图片很不清楚，但可约略看出风格、功力与《春云出岫图》轴颇为相似。
“孤品”不孤，也是幸事。（全文完）（责编：李禹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