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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定剑先生的呼吸止于11月22日凌晨3点半,这通常是他写完一篇时评、熄灯休息的时间。
法律和媒体圈之外,知道他的人并不算多,但悼念的声音还是迅速蔓延开来。一位媒体人在微博上写道:“蔡定剑,一个曾弃官不做立志做学问的人,因为他相信宪法知识的普及可以从根本上帮助这个国家和她的人民。他写了很多书,写了很多报纸文章,为中国宪政的梦奋斗了一辈子。请您有空时Google下,记住他和他热烈美丽的梦。”
从1986年到2003年,他先后任职于全国人大常委会研究室、秘书处,潜心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研究,“那时,他以年轻人的锐气,突破陈说,在某些资深的法学前辈面前发表一些在当时有些敏感、却是独到的中肯的‘异见’,引起争议,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这是曾在人大常委会任职的法学泰斗郭道晖对这位晚辈最初的印象。
2002年底,人大系统部分从事选举立法、选举实际运作的官员和相关学者参与的《中国选举状况的报告》一书正式公开出版。2003年2月,作为课题负责人的蔡定剑,以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组副局长的体制内身份接受《南方周末》采访,他说:“看到(中国第一个试行乡长直选的四川省步云乡)竞选和投票的录像时,我受到极大的震动和感染。中国农民在为了自己的选举权利不顾阻扰、四处奔走,冒着被打击报复的危险时,我们的一些理论家还在指责他们素质太低,不配搞民主选举呢!”
这一年年底,他辞官而去,2004年1月起任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对此,一种说法是,蔡定剑认为自己的研究多涉及敏感问题,总以官员身份表达个人意见很不妥当,不如选择做学术研究。从此中国官场少了位局级干部,学术界却多了位拼命三郎。
除了自己的老本行人民代表大会与选举制度,蔡定剑主持了“就业歧视调查与反歧视对策研究”、“公共预算制度改革研究”等国际合作项目——中国仅乙肝患者便超过1亿人,但反就业歧视在学界依旧未受到足够重视;公共预算与每位纳税人息息相关,但程序上却太过潦草。“世界上没有像我国审议预算时间这么短的国家。美国国会审预算一般是9个月,印度得6个月,最少也得审3个月。中国只有大约一天。”
研究和著书之外,蔡定剑以一种似乎永远不知疲倦的劲头,实地考察,给公务员讲课,参与党政干部和人大代表的培训,组织学术论坛,给媒体撰写大量的文章呼吁民主宪政和保护人权。“他以前当过兵,身体很好,但这几年一直处在透支的状态,有时候我们下午电话联系,好几次他都说马上要去机场,问起来,这一天都还没吃饭,”法大副教授刘小楠说,因为总是这样,“蔡老师给了我们一个错觉:他就是铁人一个。”
总有人问,他为什么要到处奔走,他的好友、北大法学院教授姜明安说:“搞文史的学者可以两耳不闻窗外事,搞公法研究的学者可以这样吗?在美国英国这样法治成熟的国家也许可以,但在我们国家,如果不接触社会、不推动社会,到最后法律都没有了,你还研究什么法律啊?”
曾有一段时间,“新加坡经验”颇受青睐,有人将其总结为威权体制下的一党执政 高薪养廉,蔡定剑以实际考察撰文《该向新加坡学什么?》,澄清普遍存在的误解;2008年金融危机,风景貌似这边独好,反民主的理论思潮悄然升起,蔡定剑又发表《为民主辩护》和《民主仍需启蒙》等文章,一遍遍地重申常识。
时至今日,“宪政”在中国也未完全“脱敏”,而他在2004年就成立了中国政法大学宪政研究所,“他曾经发表过一篇《宪法就是拿来用的》,他一生的主旋律就是研究如何把宪法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北大法学院教授张千帆说,“他是一个榜样,但在中国的宪法学者里没有代表性,像他这样真正在发力推动的人是极少数。”
2009年6月,蔡定剑在例行体检中被查出胃癌晚期,随即开始长达一年的化疗。“他是特别不愿意服输的人,甚至到了非常晚的时候,他都觉得是可以抗争的。”同事刘小楠说。今年6月,蔡定剑还组织了反就业歧视的媒体培训,那天他起得很早,把刘小楠也叫起来晨跑,“他说等他身体好一点,要组织大家写一本关于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的书。”
10月26日、27日,蔡定剑最后一次参加学术研讨会,关注拆迁条例的废旧立新。那时的他已经非常虚弱,却仍旧口气坚决地要求出席。因为疼痛,每过半个小时,蔡定剑都要回房间休息一会儿。“他是把自己累死的,他太辛苦了。”去世后,每提及此,家属都悲从中来。
“过去一年,我一直在跟他做采访,本来想帮他写传,但他总觉得能康复,所以我们一直没有讨论他的后事。”蔡定剑的外甥女、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访问学者吴薇说,“他明知是这样一种现状还要一步步往前走,所以我们如果需要纪念他,最好的方式就是继续关注他所关注的,继续往前走。我们面对现实中的困难时,如果抱怨和表现出软弱,会让他伤心。”
11月22日凌晨,刮了一天的北风停了,北京如此安宁,一如去年蔡定剑先生和媒体人登香山的那个夜晚,他“享受”着难得的闲暇,领头唱起了《外婆的澎湖湾》:“……那是外婆拄着杖将我手轻轻挽,踩着薄暮走向余晖暖暖的澎湖湾。”
法律和媒体圈之外,知道他的人并不算多,但悼念的声音还是迅速蔓延开来。一位媒体人在微博上写道:“蔡定剑,一个曾弃官不做立志做学问的人,因为他相信宪法知识的普及可以从根本上帮助这个国家和她的人民。他写了很多书,写了很多报纸文章,为中国宪政的梦奋斗了一辈子。请您有空时Google下,记住他和他热烈美丽的梦。”
从1986年到2003年,他先后任职于全国人大常委会研究室、秘书处,潜心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研究,“那时,他以年轻人的锐气,突破陈说,在某些资深的法学前辈面前发表一些在当时有些敏感、却是独到的中肯的‘异见’,引起争议,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这是曾在人大常委会任职的法学泰斗郭道晖对这位晚辈最初的印象。
2002年底,人大系统部分从事选举立法、选举实际运作的官员和相关学者参与的《中国选举状况的报告》一书正式公开出版。2003年2月,作为课题负责人的蔡定剑,以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组副局长的体制内身份接受《南方周末》采访,他说:“看到(中国第一个试行乡长直选的四川省步云乡)竞选和投票的录像时,我受到极大的震动和感染。中国农民在为了自己的选举权利不顾阻扰、四处奔走,冒着被打击报复的危险时,我们的一些理论家还在指责他们素质太低,不配搞民主选举呢!”
这一年年底,他辞官而去,2004年1月起任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对此,一种说法是,蔡定剑认为自己的研究多涉及敏感问题,总以官员身份表达个人意见很不妥当,不如选择做学术研究。从此中国官场少了位局级干部,学术界却多了位拼命三郎。
除了自己的老本行人民代表大会与选举制度,蔡定剑主持了“就业歧视调查与反歧视对策研究”、“公共预算制度改革研究”等国际合作项目——中国仅乙肝患者便超过1亿人,但反就业歧视在学界依旧未受到足够重视;公共预算与每位纳税人息息相关,但程序上却太过潦草。“世界上没有像我国审议预算时间这么短的国家。美国国会审预算一般是9个月,印度得6个月,最少也得审3个月。中国只有大约一天。”
研究和著书之外,蔡定剑以一种似乎永远不知疲倦的劲头,实地考察,给公务员讲课,参与党政干部和人大代表的培训,组织学术论坛,给媒体撰写大量的文章呼吁民主宪政和保护人权。“他以前当过兵,身体很好,但这几年一直处在透支的状态,有时候我们下午电话联系,好几次他都说马上要去机场,问起来,这一天都还没吃饭,”法大副教授刘小楠说,因为总是这样,“蔡老师给了我们一个错觉:他就是铁人一个。”
总有人问,他为什么要到处奔走,他的好友、北大法学院教授姜明安说:“搞文史的学者可以两耳不闻窗外事,搞公法研究的学者可以这样吗?在美国英国这样法治成熟的国家也许可以,但在我们国家,如果不接触社会、不推动社会,到最后法律都没有了,你还研究什么法律啊?”
曾有一段时间,“新加坡经验”颇受青睐,有人将其总结为威权体制下的一党执政 高薪养廉,蔡定剑以实际考察撰文《该向新加坡学什么?》,澄清普遍存在的误解;2008年金融危机,风景貌似这边独好,反民主的理论思潮悄然升起,蔡定剑又发表《为民主辩护》和《民主仍需启蒙》等文章,一遍遍地重申常识。
时至今日,“宪政”在中国也未完全“脱敏”,而他在2004年就成立了中国政法大学宪政研究所,“他曾经发表过一篇《宪法就是拿来用的》,他一生的主旋律就是研究如何把宪法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北大法学院教授张千帆说,“他是一个榜样,但在中国的宪法学者里没有代表性,像他这样真正在发力推动的人是极少数。”
2009年6月,蔡定剑在例行体检中被查出胃癌晚期,随即开始长达一年的化疗。“他是特别不愿意服输的人,甚至到了非常晚的时候,他都觉得是可以抗争的。”同事刘小楠说。今年6月,蔡定剑还组织了反就业歧视的媒体培训,那天他起得很早,把刘小楠也叫起来晨跑,“他说等他身体好一点,要组织大家写一本关于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的书。”
10月26日、27日,蔡定剑最后一次参加学术研讨会,关注拆迁条例的废旧立新。那时的他已经非常虚弱,却仍旧口气坚决地要求出席。因为疼痛,每过半个小时,蔡定剑都要回房间休息一会儿。“他是把自己累死的,他太辛苦了。”去世后,每提及此,家属都悲从中来。
“过去一年,我一直在跟他做采访,本来想帮他写传,但他总觉得能康复,所以我们一直没有讨论他的后事。”蔡定剑的外甥女、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访问学者吴薇说,“他明知是这样一种现状还要一步步往前走,所以我们如果需要纪念他,最好的方式就是继续关注他所关注的,继续往前走。我们面对现实中的困难时,如果抱怨和表现出软弱,会让他伤心。”
11月22日凌晨,刮了一天的北风停了,北京如此安宁,一如去年蔡定剑先生和媒体人登香山的那个夜晚,他“享受”着难得的闲暇,领头唱起了《外婆的澎湖湾》:“……那是外婆拄着杖将我手轻轻挽,踩着薄暮走向余晖暖暖的澎湖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