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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如何构建科学的企业绩效评价体系，对于促进企业可持续发展意义重大。但现有文献表明，国内外对于企业绩效评价的研究绝大多数是基于企业经济责任进行的，而对企业的社会责任涉及很少。因此，文章就国内外企业绩效评价体系的历史演进进行评析，以期为构建企业社会责任绩效评价体系提供借鉴。
【关键词】 企业绩效评价体系； 财务指标； 社会责任
如何构建科学的企业绩效评价体系，对于促进企业可持续发展意义重大。企业绩效评价于19世纪后期在西方工业国家兴起，尤其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得到了较为深入的实践探索与推广运用。20世纪90年代，我国理论界与实务界也开始重视企业绩效评价问题，并进行了有益的探讨。但现有文献表明，国内外对于企业绩效评价的研究绝大多数是基于企业经济责任进行的，而对企业的社会责任涉及很少。因此，本文就国内外企业绩效评价体系的历史演进进行评析，以期为构建企业社会责任绩效评价体系提供借鉴。
一、国外企业绩效评价体系的历史演进及评析
20世纪初，美国学者亚历山大·沃尔首次提出了7项财务评价指标，并以此来评价企业的盈利能力和偿债能力，从而奠定了综合评价企业财务效益的基础，开阔了企业绩效评价的新思路。到20世纪80年代，企业的目标主要是通过提高生产效率以追求利润最大化，投资报酬率（ROI）也因此成为绩效评价的核心指标。尤其是杜邦财务分析体系的产生，进一步推动了企业财务绩效评价体系研究的深化。此时的业绩评价研究，主要集中在选择企业经营绩效评价指标的问题上，主要有成本评价体系、杜邦财务评价体系、报酬率与预算指标综合评价体系和财务指标为主与非财务指标为辅的评价体系（夏新平等，2003）。这些评价体系提供了经营成功的评判标准，能够基本上满足当时管理理念的要求。但这些评价体系都是以评价企业的经济责任为起点而建立的，无法反映财务指标与非财务指标的因果关系，仍然存在虽改善财务指标体系而忽视社会责任的局限。
20世纪80年代末，企业绩效评价体系向以经济增加值（EVA）为主转变。EVA建立了财务指标和企业价值的直接关系，使价值创造结果融入会计核算体系中，为企业“基于价值管理”奠定了基础。但它同样也存在一定的不足：一是该指标只能反映近期的经营成果而无法有效地提示企业未来成长能力，无法体现非财务资源的价值创造能力；二是该指标不能将公司的目标和战略有机结合。
20世纪90年代以后，人们意识到过度关注某个部分的评价会导致整体结果的弱化，学者们开始积极探寻新的评价指标和绩效评价体系，从而导致企业绩效评价体系向平衡模式演进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平衡模式的典型代表就是Kaplan，R.S and Norton，D.P.于1992年首创的平衡记分卡（BSC）。初期的平衡记分卡未和三重基线的目标结合，主要从经济绩效的角度提出企业的愿景与战略，并从财务、客户、内部业务流程和学习与成长四个方面来衡量企业的绩效（李章华、朱嬿，2008）。基于此，1996年E.K.Laitinen提出“动态综合业绩评价体系”，提供了“将非财务指标最终转化为财务指标，进而解决平衡记分卡中非财务指标的量化问题”的思路。Neely等提出的“绩效多棱体”从利益相关者的满意度和贡献角度来考虑目标和战略，以及对于整个经营过程的改进要求，这是对平衡记分卡的突破。
近二十年来，企业社会责任运动高潮兴起，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的影响增强。伴随这一潮流，西方理论界针对企业社会责任相继提出了各种不同的利益相关者评价模型，其中影响最大的是美国学者Jeffrey Sonnenfeld（1982）的外部利益相关者评价模式和加拿大学者Clarkson（1995）的RADP模式，这两种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评价模式各有长短（陈维政等，2002）。20世纪80年代后期还出现了两种衡量企业社会责任的方法，即“TRI（有毒物体排放量）法”和“公司慈善法”，它们虽然能够克服通过主观印象来评价公司社会责任的局限性，但是它们毕竟都只是反映了公司社会责任的某个方面，因而难以全面体现公司的社会责任。Aupperle，Carroll and Hatfield（1985）认识到企业社会责任是个多维度的概念构造，他们以“卡罗尔构造”为基础，从经济、法律、伦理和自愿责任等四个方面来进行企业社会责任的因子分析，并且得到了实证上的支持。英国Sustainability公司总裁John Elkington（1997）提出“三重盈余”绩效模式，即企业在追求持续发展过程中，同时能够满足经济繁荣、环境保护和社会福祉三方面的平衡发展，为社会创造持续发展的价值。KLD公司的分析师们独立创设了一种评价企业对利益相关者承担责任与否的评级标准，即KLD指数，他们用了8个与企业社会绩效相关的变量去评价企业对其他利益相关者的责任。这种以利益相关者理论为基础的用来评价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的KLD指数，被利益相关者理论的权威学者Wood and Jones认为是“研究设计最好同时也最容易理解”的方法。
由此可见，西方企业绩效评价体系的演进有两个基本特征：一是从财务指标不断向非财务指标拓展；二是从企业局部不断向企业整体、向企业社会责任的评价拓展（于增彪等，2007）。
二、我国企业绩效评价体系的历史演进及评析
我国对于企业绩效评价体系的构建始于20世纪80年代。国家于1975年拟定了“工业企业八项经济技术考核指标”，但这种以产品产量为主的企业考核方式使得绝大多数企业不计成本、不计效益地盲目进行总量扩张，因而也算不上是真正意义上的企业绩效评价。
1982年国家经委、国家计委等部委制定的“企业16项主要经济效益指标”，也因其设计不合理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被淘汰。1988年，国家统计局、国家计委、财政部等曾联合发布了劳动生产率、销售利润、资金利税率等8项指标，以期克服承包制的弊端，但由于没有制定综合评价方法，这8项指标并没有在企业考核中得到利用，因为对绝大多数实行承包制的企业主要考核企业承包计划的完成情况。由此可以看出，单纯的实现利润和上缴利税而忽视社会责任的考核方式，使国有企业为追求利润而大量造假，表面上业绩完成得都不错，但国有企业的不良资产比例却年年攀升，致使20世纪90年代的国有企业都不同程度地陷入经营困境而不能自拔。
在《企业财务通则》（1992）中，企业业绩评价体系由资产负债率、流动比率、速动比率、应收账款周转率、存货周转率、资本金利润率、销售利税率和成本费用利润率这8项指标构成，该指标体系不再仅仅评价资金利用效果，而是集中于企业偿债能力、营运能力和盈利能力的评价。但是，现在看来，该评价体系仍然带有计划经济体制的痕迹，不能很好地适应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深化和政府职能转变的需要。值得一提的是，这一体系的结构和内容相当幼稚，竟然没有一个反映社会责任的指标。
1995年财政部制定并颁布了《企业经济效益评价指标体系（试行）》，提出了全新的企业业绩评价体系，这套评价体系由销售利润率、总资产报酬率、资本收益率、资本保值增值率、资产负债率、流动比率（或速动比率）、应收账款周转率、存货周转率、社会贡献率和社会积累率等10项指标组成，所及指标涵盖盈利能力、偿债能力、周转能力和社会贡献等各维度，体现了中国特色与国际惯例的结合。虽然这一体系涉及了社会贡献率等与社会责任相关的指标，然而，这一评价体系仍然带有较强的过渡色彩，存在因无法超越当时现实而必须留下的遗憾：第一，评价主体定位仍不明确；第二，没有反映企业发展趋势的评价指标，因而难以反映企业动态增长及其价值增值；第三，只注重财务指标而忽视非财务指标；第四，没有考虑现金流量在企业业绩评价中的作用。
1997年，国家统计局等部委颁布了《工业企业经济效益指标体系》。该指标体系对指标的选择和设置，主要从反映企业盈利能力、发展能力、偿债能力、营运能力、产出效率、产销衔接状况等6个方面考虑，形成了由总资产贡献率、资本保值增值率、资产负债率、流动资产周转率、成本费用利润率、全员劳动生产率和产品销售率等7项指标组成的评价体系。这一指标体系引导企业从过去注重追求产值、追求高投入逐步转向注重提高企业综合经济效益，有利于增强企业资本保全意识和开展企业间的横向比较。但该指标体系缺乏反映企业社会责任的指标，同时也难以反映企业的发展能力。
2006年4月7日，国资委发布了《中央企业综合绩效评价管理暂行办法》，该暂行办法是针对财政部1999年颁布（2002年修订）的《国有资本金效绩评价规则》的不足进行的进一步完善。但是，尽管其《实施细则》把“财务绩效定量指标”（包括基本指标和修正指标）的权重降低为70%，“管理绩效定性指标”（即评议指标）的权重提高为30%，也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财务指标权重过大的问题。况且在评议指标中，也仅仅只有“行业影响、社会贡献”等少得可怜的指标，其权重也是所有评议指标中最低的。
从上面的评析可以看出，我国的企业绩效评价体系在经历多次调整之后，非但没有进步，反而逆世界绩效评价潮流而动，其主要表征为：一是从实物和财务混合指标不断向财务指标收缩；二是从企业责任、从企业整体不断向企业局部（财务）收缩（于增彪等，2007）。
尽管政府层面在企业绩效评价体系的构建上对企业社会责任重视不够，但我国众多学者对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还是颇有成就的。李立清和李燕凌（2005）从劳工权益、人权保障、社会责任管理、商业道德和社会公益行为等五大要素出发，构建了一个中国企业社会责任评估指标体系。该指标体系既囊括了SA8000的主要内容，又秉承了我国文化结构中对企业社会责任的传统价值观念。该体系分为9个方面，共设计了38个三级指标，为公正评价我国企业社会责任管理水平提供了客观依据。张文贤（2006）指出企业社会责任指标体系设计的总体思想应以SA8000为参照，按平衡记分卡为拓展思路，将企业社会责任指标体系分为财务、市场、文化和公益四大类，并指出要形成一个完整的企业社会责任指标体系还有待于进一步的探讨和研究。王天仁（2007）创设了“企业社会责任评价体系”，该体系共设有7个方面、49个具体指标。与SA8000相比，该体系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要求更加全面、更加适合中国国情，它在强调SA8000所关注的保障劳动者权益的同时，还要求企业对消费者、债权人和政府负责，并履行保护环境、节约资源的责任。第一财经研究院（2008）针对国内外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评估标准没有达成共识，构建了我国企业社会责任评价体系，其《企业社会责任评价标准》设一级指标三大类：经济类指标、社会类指标和自然类指标，用于评价企业的社会责任。
三、结语
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的企业绩效评价体系，时至今日，一个理论上严谨，方法上全面、客观、一致，同时兼有内、外部有效性的企业社会责任衡量方法还只是一个理想（沈洪涛、沈艺峰，2007）。但是，随着“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和SA8000的出台，目前以经济责任为中心的企业绩效评价体系已难以适应企业可持续和谐发展的需要，在此基础上构建一套包含企业社会责任在内的企业绩效评价体系不仅可行，而且必要。
【主要参考文献】
［1］ 颜剩勇.企业社会责任财务评价研究［M］.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7.
［2］ 沈洪涛，沈艺峰.公司社会责任思想起源与演变［M］.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3］ 王斌.中国国有企业业绩评价制度：回顾与思考［J］.会计研究，2008（11）.
［4］ 刘章胜.财务理论创新研究［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0.
［5］ 辛杰.企业社会责任研究—— 一个新的理论框架与实证研究［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0.
［6］ 于增彪，张双才.国企绩效评价体系：逆向演进特征及其误区［J］.财务与会计（理财版），2007（9）.
［7］ 李章华，朱嬿.三重基线——21世纪企业可持续发展解码［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8.
【关键词】 企业绩效评价体系； 财务指标； 社会责任
如何构建科学的企业绩效评价体系，对于促进企业可持续发展意义重大。企业绩效评价于19世纪后期在西方工业国家兴起，尤其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得到了较为深入的实践探索与推广运用。20世纪90年代，我国理论界与实务界也开始重视企业绩效评价问题，并进行了有益的探讨。但现有文献表明，国内外对于企业绩效评价的研究绝大多数是基于企业经济责任进行的，而对企业的社会责任涉及很少。因此，本文就国内外企业绩效评价体系的历史演进进行评析，以期为构建企业社会责任绩效评价体系提供借鉴。
一、国外企业绩效评价体系的历史演进及评析
20世纪初，美国学者亚历山大·沃尔首次提出了7项财务评价指标，并以此来评价企业的盈利能力和偿债能力，从而奠定了综合评价企业财务效益的基础，开阔了企业绩效评价的新思路。到20世纪80年代，企业的目标主要是通过提高生产效率以追求利润最大化，投资报酬率（ROI）也因此成为绩效评价的核心指标。尤其是杜邦财务分析体系的产生，进一步推动了企业财务绩效评价体系研究的深化。此时的业绩评价研究，主要集中在选择企业经营绩效评价指标的问题上，主要有成本评价体系、杜邦财务评价体系、报酬率与预算指标综合评价体系和财务指标为主与非财务指标为辅的评价体系（夏新平等，2003）。这些评价体系提供了经营成功的评判标准，能够基本上满足当时管理理念的要求。但这些评价体系都是以评价企业的经济责任为起点而建立的，无法反映财务指标与非财务指标的因果关系，仍然存在虽改善财务指标体系而忽视社会责任的局限。
20世纪80年代末，企业绩效评价体系向以经济增加值（EVA）为主转变。EVA建立了财务指标和企业价值的直接关系，使价值创造结果融入会计核算体系中，为企业“基于价值管理”奠定了基础。但它同样也存在一定的不足：一是该指标只能反映近期的经营成果而无法有效地提示企业未来成长能力，无法体现非财务资源的价值创造能力；二是该指标不能将公司的目标和战略有机结合。
20世纪90年代以后，人们意识到过度关注某个部分的评价会导致整体结果的弱化，学者们开始积极探寻新的评价指标和绩效评价体系，从而导致企业绩效评价体系向平衡模式演进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平衡模式的典型代表就是Kaplan，R.S and Norton，D.P.于1992年首创的平衡记分卡（BSC）。初期的平衡记分卡未和三重基线的目标结合，主要从经济绩效的角度提出企业的愿景与战略，并从财务、客户、内部业务流程和学习与成长四个方面来衡量企业的绩效（李章华、朱嬿，2008）。基于此，1996年E.K.Laitinen提出“动态综合业绩评价体系”，提供了“将非财务指标最终转化为财务指标，进而解决平衡记分卡中非财务指标的量化问题”的思路。Neely等提出的“绩效多棱体”从利益相关者的满意度和贡献角度来考虑目标和战略，以及对于整个经营过程的改进要求，这是对平衡记分卡的突破。
近二十年来，企业社会责任运动高潮兴起，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的影响增强。伴随这一潮流，西方理论界针对企业社会责任相继提出了各种不同的利益相关者评价模型，其中影响最大的是美国学者Jeffrey Sonnenfeld（1982）的外部利益相关者评价模式和加拿大学者Clarkson（1995）的RADP模式，这两种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评价模式各有长短（陈维政等，2002）。20世纪80年代后期还出现了两种衡量企业社会责任的方法，即“TRI（有毒物体排放量）法”和“公司慈善法”，它们虽然能够克服通过主观印象来评价公司社会责任的局限性，但是它们毕竟都只是反映了公司社会责任的某个方面，因而难以全面体现公司的社会责任。Aupperle，Carroll and Hatfield（1985）认识到企业社会责任是个多维度的概念构造，他们以“卡罗尔构造”为基础，从经济、法律、伦理和自愿责任等四个方面来进行企业社会责任的因子分析，并且得到了实证上的支持。英国Sustainability公司总裁John Elkington（1997）提出“三重盈余”绩效模式，即企业在追求持续发展过程中，同时能够满足经济繁荣、环境保护和社会福祉三方面的平衡发展，为社会创造持续发展的价值。KLD公司的分析师们独立创设了一种评价企业对利益相关者承担责任与否的评级标准，即KLD指数，他们用了8个与企业社会绩效相关的变量去评价企业对其他利益相关者的责任。这种以利益相关者理论为基础的用来评价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的KLD指数，被利益相关者理论的权威学者Wood and Jones认为是“研究设计最好同时也最容易理解”的方法。
由此可见，西方企业绩效评价体系的演进有两个基本特征：一是从财务指标不断向非财务指标拓展；二是从企业局部不断向企业整体、向企业社会责任的评价拓展（于增彪等，2007）。
二、我国企业绩效评价体系的历史演进及评析
我国对于企业绩效评价体系的构建始于20世纪80年代。国家于1975年拟定了“工业企业八项经济技术考核指标”，但这种以产品产量为主的企业考核方式使得绝大多数企业不计成本、不计效益地盲目进行总量扩张，因而也算不上是真正意义上的企业绩效评价。
1982年国家经委、国家计委等部委制定的“企业16项主要经济效益指标”，也因其设计不合理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被淘汰。1988年，国家统计局、国家计委、财政部等曾联合发布了劳动生产率、销售利润、资金利税率等8项指标，以期克服承包制的弊端，但由于没有制定综合评价方法，这8项指标并没有在企业考核中得到利用，因为对绝大多数实行承包制的企业主要考核企业承包计划的完成情况。由此可以看出，单纯的实现利润和上缴利税而忽视社会责任的考核方式，使国有企业为追求利润而大量造假，表面上业绩完成得都不错，但国有企业的不良资产比例却年年攀升，致使20世纪90年代的国有企业都不同程度地陷入经营困境而不能自拔。
在《企业财务通则》（1992）中，企业业绩评价体系由资产负债率、流动比率、速动比率、应收账款周转率、存货周转率、资本金利润率、销售利税率和成本费用利润率这8项指标构成，该指标体系不再仅仅评价资金利用效果，而是集中于企业偿债能力、营运能力和盈利能力的评价。但是，现在看来，该评价体系仍然带有计划经济体制的痕迹，不能很好地适应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深化和政府职能转变的需要。值得一提的是，这一体系的结构和内容相当幼稚，竟然没有一个反映社会责任的指标。
1995年财政部制定并颁布了《企业经济效益评价指标体系（试行）》，提出了全新的企业业绩评价体系，这套评价体系由销售利润率、总资产报酬率、资本收益率、资本保值增值率、资产负债率、流动比率（或速动比率）、应收账款周转率、存货周转率、社会贡献率和社会积累率等10项指标组成，所及指标涵盖盈利能力、偿债能力、周转能力和社会贡献等各维度，体现了中国特色与国际惯例的结合。虽然这一体系涉及了社会贡献率等与社会责任相关的指标，然而，这一评价体系仍然带有较强的过渡色彩，存在因无法超越当时现实而必须留下的遗憾：第一，评价主体定位仍不明确；第二，没有反映企业发展趋势的评价指标，因而难以反映企业动态增长及其价值增值；第三，只注重财务指标而忽视非财务指标；第四，没有考虑现金流量在企业业绩评价中的作用。
1997年，国家统计局等部委颁布了《工业企业经济效益指标体系》。该指标体系对指标的选择和设置，主要从反映企业盈利能力、发展能力、偿债能力、营运能力、产出效率、产销衔接状况等6个方面考虑，形成了由总资产贡献率、资本保值增值率、资产负债率、流动资产周转率、成本费用利润率、全员劳动生产率和产品销售率等7项指标组成的评价体系。这一指标体系引导企业从过去注重追求产值、追求高投入逐步转向注重提高企业综合经济效益，有利于增强企业资本保全意识和开展企业间的横向比较。但该指标体系缺乏反映企业社会责任的指标，同时也难以反映企业的发展能力。
2006年4月7日，国资委发布了《中央企业综合绩效评价管理暂行办法》，该暂行办法是针对财政部1999年颁布（2002年修订）的《国有资本金效绩评价规则》的不足进行的进一步完善。但是，尽管其《实施细则》把“财务绩效定量指标”（包括基本指标和修正指标）的权重降低为70%，“管理绩效定性指标”（即评议指标）的权重提高为30%，也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财务指标权重过大的问题。况且在评议指标中，也仅仅只有“行业影响、社会贡献”等少得可怜的指标，其权重也是所有评议指标中最低的。
从上面的评析可以看出，我国的企业绩效评价体系在经历多次调整之后，非但没有进步，反而逆世界绩效评价潮流而动，其主要表征为：一是从实物和财务混合指标不断向财务指标收缩；二是从企业责任、从企业整体不断向企业局部（财务）收缩（于增彪等，2007）。
尽管政府层面在企业绩效评价体系的构建上对企业社会责任重视不够，但我国众多学者对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还是颇有成就的。李立清和李燕凌（2005）从劳工权益、人权保障、社会责任管理、商业道德和社会公益行为等五大要素出发，构建了一个中国企业社会责任评估指标体系。该指标体系既囊括了SA8000的主要内容，又秉承了我国文化结构中对企业社会责任的传统价值观念。该体系分为9个方面，共设计了38个三级指标，为公正评价我国企业社会责任管理水平提供了客观依据。张文贤（2006）指出企业社会责任指标体系设计的总体思想应以SA8000为参照，按平衡记分卡为拓展思路，将企业社会责任指标体系分为财务、市场、文化和公益四大类，并指出要形成一个完整的企业社会责任指标体系还有待于进一步的探讨和研究。王天仁（2007）创设了“企业社会责任评价体系”，该体系共设有7个方面、49个具体指标。与SA8000相比，该体系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要求更加全面、更加适合中国国情，它在强调SA8000所关注的保障劳动者权益的同时，还要求企业对消费者、债权人和政府负责，并履行保护环境、节约资源的责任。第一财经研究院（2008）针对国内外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评估标准没有达成共识，构建了我国企业社会责任评价体系，其《企业社会责任评价标准》设一级指标三大类：经济类指标、社会类指标和自然类指标，用于评价企业的社会责任。
三、结语
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的企业绩效评价体系，时至今日，一个理论上严谨，方法上全面、客观、一致，同时兼有内、外部有效性的企业社会责任衡量方法还只是一个理想（沈洪涛、沈艺峰，2007）。但是，随着“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和SA8000的出台，目前以经济责任为中心的企业绩效评价体系已难以适应企业可持续和谐发展的需要，在此基础上构建一套包含企业社会责任在内的企业绩效评价体系不仅可行，而且必要。
【主要参考文献】
［1］ 颜剩勇.企业社会责任财务评价研究［M］.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7.
［2］ 沈洪涛，沈艺峰.公司社会责任思想起源与演变［M］.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3］ 王斌.中国国有企业业绩评价制度：回顾与思考［J］.会计研究，2008（11）.
［4］ 刘章胜.财务理论创新研究［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0.
［5］ 辛杰.企业社会责任研究—— 一个新的理论框架与实证研究［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0.
［6］ 于增彪，张双才.国企绩效评价体系：逆向演进特征及其误区［J］.财务与会计（理财版），2007（9）.
［7］ 李章华，朱嬿.三重基线——21世纪企业可持续发展解码［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