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时便有“驿传”提供住宿
　　 我国最早有“旅馆”性质的场所叫做“驿传”，是古代传递文书人员居住的旅店。据史书记载，周初，为了便利各方诸侯的纳贡和朝觐，“驿传”已经非常普及。当时，在通往都城的道路上广修客舍，四方来朝者即寓居客舍，正所谓“凡国野之道，十里有庐，庐有饮食”、“市有侯馆……以待朝聘之官也”。从中可以看出，光顾“庐”、“侯馆”的来宾要按其爵位的高下受到不同的待遇——这实际上是一种官营性质的宾馆。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除了官用的“驿传”，民间商业性客舍也有了发展，几乎遍及各地，当时名为“传舍”或“逆旅”。在考古发掘中曾多次发现战国时期旅客住店的凭证“节”（一种铜制小牌），以及有铭文的“旅店用”酒器。战国时，养士之风盛行，各国君主为了罗致客卿，开办了许多养士客馆，而且有不同等级，用来招待前来投靠的人士。《左传》记载子产在郑国曾建“诸侯之馆”，迎接晋侯的到来，这可以说是诸侯国的“国宾馆”了。至于战国，秦国还未统一之前，秦国境内实行“验”的制度：凡来住宿的人一定要出示身份证。这个制度由商鞅创立，很快推行到秦国各地。后来商鞅失势，逃到一个边远的客店，要求住宿。店主却说：“商君之法，无验不得入住。”商鞅只能长叹：“我定的法害我自己！”秦统一全国后，这种“验”制仍在实行，汉时废除。
　　 秦统一六国后，在全国范围内建立“驿传”制度。汉承秦制，“驿传”制度得到了进一步完善。在交通要道上大约每30里设一驿，相当于一个交通站。里面备有马匹、饲料、饮食、床铺等一应接待设施，并有专门人员负责接待。当时，西汉都城长安，传舍星罗棋布，不仅有供各郡来客住宿的“郡邸”，而且还有专门接待外宾的“蛮夷邸”，各地来长安的官员和商人投宿十分方便。
　　 曹操《步出夏门行》诗有“逆旅整设，以通商贾”一句，可视作对汉时旅舍的描写。西晋文学家潘岳的《上客舍议》中就存这样的记述：“乃今四海会同，九服纳贡，八方翼翼，公私满路，近畿辐辏，客舍亦稠。冬有温庐，夏有凉荫……”同样是对当时旅舍情况的描述。
　　 南北朝时，民间旅店发展很快，几乎遍布城乡，许多王公贵族发现旅馆业的赢利优势，竞相建置，一时间，大量的社会资金都投向了旅馆业。当时还出现了一种“邸店”，它除供客商食宿外，还备有供客商存货和交易的场所。当时的皇室看到这行当有利可图，便通过各种方式排挤、并吞民间的邸店。如南朝梁武帝的六弟临川王萧宏仅在建康一地就夺民间邸店十余处，借此大发横财，使梁武帝也为之惊诧。
　　 “旅馆”一词也最早见于南朝。南朝宋谢灵运《游南亭》诗有云：“久癌昏垫苦，旅馆眺郊歧。”到了隋代，大运河建成，一时间“商旅往返，船乘不绝”，为了满足商旅食、宿的需要，在全国范围内，兴起了一股“广造旅邸”的浪潮。
　　 唐代旅馆行业兴旺
　　 唐朝是我國历史上最为繁盛的时期之一，也是古代旅店获得巨大发展的时期。唐太宗李世民即位后，迅速恢复了向皇帝朝觐的制度。由于天下方定，各方建设刚刚徐徐展开，外地来朝觐的官员来长安后只得暂时住在接待商人的客坊里，很多官员为此纷纷埋怨朝廷礼遇欠周。唐太宗闻知后立即下诏，令京城为朝觐官员建造“邸第三百余所”，建成后李世民还亲自去察看。
　　 在唐代，有两种“国宾馆”，一是鸿胪客馆，归主管外事接待、民族事务的鸿胪寺管辖，主要招待外来使臣;二是四方馆，归三省六部之中书省管辖，当时长安和东都洛阳都设有四方馆。
　　 随着唐朝经济的繁荣，民间馆舍也更加兴旺。豪富之家多设馆舍，以待往来。“旅馆”一词也大量出现。《太平广记》记载，岐州富人王祜所开设的私家旅馆能够容纳千人食宿;定州富人何名远更是财大气粗，他沿着驿站开设旅馆，让那些不能住驿的行人都进自己的店舍。
　　 随着唐代旅馆业的兴盛，旅馆开始显现出“馆”与“店”的明显区分：馆通常指较大的宾馆，其中有公馆，也有私馆。驿站中还设有驿馆。而“店”多由民间自办，因此食宿设施不尽相同。当时，有的大旅店兼营其他业务，如对外开设餐厅、安排货栈寄存、售卖各种商品以及兑换银钱，这种大旅店又叫“邸店”，带有食宿与商业结合的意味。《太平广记》记载了汴州（今河南开封）的“板桥三娘子店”，店里有几种类型的房间，大房间可供几人同住，三娘子做烧饼供应客人早饭，并出租驴畜。这是一家典型的中小级别的旅店。还有的小旅店不负责提供饮食，但在房间内备有炉具，由客人自己做饭。如《虬髯客传》说李靖等人下榻“灵石旅舍”，自己动手煮肉，并外出购买胡饼。
　　 另外，由于唐代同各国之间的经济文化交往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盛况，除了国家建的供各国使者的馆舍，在一些商业城市，还有私人的“对外宾馆”，比如楚州（今江苏淮安）等地的“新罗馆”，就是专门接待新罗（唐时朝鲜半岛国家之一）客人的馆舍。
　　 当时，遍布全国的驿站和候馆（宾馆）和人们发生了愈来愈密切的关系，这在唐诗中也可见一斑。李白“临驿卷缇幕，升堂接绣衣”、孟浩然“野馆邻鲛室，人烟接岛夷”以及韩愈“府西三百里，候馆同鱼鳞”等诗句都生动地反映了唐代驿站以及旅馆业的兴旺景象。
　　 元代出现了“饭店”
　　 宋代同样是商品经济较为发达的朝代，旅馆业同样繁盛，旅馆密集程度超过了唐代。南宋都城临安，私营客栈遍及全城，多设在闹市区、西湖沿线以及江干、城北等。如引发爱国诗人陆游写出“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名句的旅邸就在砖街巷，今杭州孩儿巷。诗人林升吟出“山外青山楼外楼”时所寓旅邸就在西湖边上，该诗当时就题在旅邸的壁上。
　　 宋代的旅馆分类更为细致。小的旅馆由小商人甚至平民开办，有的小旅馆几乎只有一室。宋代洪迈编著的《夷坚甲志》中《木先生》一则就记载了宋代一位官员汪致道，曾“投宿小村邸，唯有一室”。当时大旅店的规模也非常大，一般由大商人、大官僚经营，如宋代沧州节度使米信曾在京城建造很大的房屋，外有田园内有邸舍，每月收入颇丰。
　　 与此相应的是宋代官办的驿站，规模较前朝更大，设施也更好。苏轼的《凤鸣驿记》对该驿站有记载：“如官府，如庙观，如数世富人之宅，四方之至者，如归其家，皆乐而忘去。”其规模之大、设施之精美，让人流连忘返。
　　 到了元代，就有了“饭店”的记载。当时挂此字号的是民间饮食店或兼营住宿（提供铺席）的饮食店。这源于唐宋时期旅馆业的发展。当时，“正店”（酒楼）和“食店”兼营住宿业务的屡见不鲜。到元时，便有了正式的“饭店”名称。“饭店”在元代是口语，逐渐成为如今人们最为熟知的名词。元代杂剧《翫江亭》中有“我要吃饭呵，走到那饭店门前”的说法。
　　 明初，官方的驿站规模超过元代。全国要冲都设有驿馆、递铺，铺距相隔10里，驿距相隔60里。“自京师达于四方，设有驿传。在京曰‘会同馆’，在外曰‘驿’，以便公差往来。”
　　 明中期，驿道管理松弛，大臣张居正主张裁减驿传，但收效不大，以致造成明代“驿站”时盛时衰的局势。尽管明代官办驿递每况愈下，但其民间旅馆依然发达。意大利传教士鄂多立克来到“天堂之城”杭州，惊讶地发现那里的客店很多，每店设十至十二间客房。
　　 明清时期，除了民间的旅馆，会馆也非常兴盛。在京城，不仅有地区性会馆，而且还有行会会馆。“长安会馆知多少，处处歌筵占绍兴”就是明清时期会馆尤多的最好写照。当时，北京的地区性会馆主要接待赶考的各省举子，行会会馆主要接待各地商人。北京会馆最多时达数百座，大部分座落在宣武门外到前门一带。其他地方也有会馆，苏州的会馆从明万历开始发展，多时达90余座。至于晚清，随着清朝国力衰微，由先秦沿革而来的会馆发展趋于停顿，但西方旅馆大举开建，客观上使中国的旅馆业也逐渐走上了近代化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