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敦白，1921年8月14日生于美国南卡罗来纳州，英文姓名是Sidney Rittenberg。他从小就“离经叛道”，17岁参加学生运动，反对当局的腐败，支持黑人的解放斗争。19岁加入美国共产党。1942年应征入伍，按照军队规定脱离美共。之后，军队派他去学习日文，准备将来做战地日军的工作。但他拒绝了这一安排，坚持学中文，希望将来能够到中国看看。李敦白被送到了斯坦福大学学习中文。他努力学习汉语的同时，初步了解了中国文化和中国革命的历史，促使他更加渴望到中国去，和中国人民交朋友。这改学中文的“一念之差”，改变了他一生的命运。
　　一念之差来中国
　　1945年9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李敦白有幸被分配到中国的云南省昆明市，在美军军法处赔偿损失部担任中文专员，负责调查美军在当地的违法乱纪行为，以及当地中国人向美军索赔事宜。在这期间，他处理的一个中国女孩被一个酗酒的美军驾驶汽车轧死的索赔案件，深深触动了他的人性良知：几经交涉，死者家长仅得到26美元的赔偿。而且被保长、甲长层层克扣，到死者家长手上的只剩8美元。这对他触动很大，一条人命怎么就值这么点儿钱呢？后来他说，这件事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他留在中国。他的工作使他有机会接触中国社会各阶层的人民，了解中国的许多真实情况，看到了国民党的腐败和黑暗统治的大量事实。
　　受大量事实感染，李敦白在昆明思想逐渐“革命化”。他常买一些报刊，了解中国的社会、战争情况。他最常看的是中共在国统区创办的《新华日报》和《群众》杂志（均在重庆出版）。他觉得这两份报刊比较真实、亲民。时间一久，他在报童的引荐下竟与办报人员晤谈，进一步了解了中共政策和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日业绩，心生敬佩。
　　拒绝返美留中国
　　1945年11月，驻昆明的美军准备回国了，李敦白理应随军离开中国。可是他此前与地下党和革命者多次接触，“逐渐革命化”的思想使他又一次“叛逆”美军的安排，执意长期留在中国。他留在中国的申请，意外地获得批准。他设法调到了上海工作。
　　经地下党的介绍，李敦白在上海认识了宋庆龄、何香凝、陶行知等社会著名人士。宋庆龄介绍他到设在上海的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驻华办事处，当救济“观察员”，具体任务是把救济粮食送到灾区。他非常高兴，从此脱离了美军的管束。在这里，他听到许多关于延安和各解放区的信息，渴望能到延安去实地看一下。
　　1946年春，李敦白奉命押运粮食到湖北省境内的中原解放区。救济总署的官员在行前对他说：“你到那里以后，要注意收集共产党的情报。”对此他大惑不解：不是盟国吗？怎么还暗中搜集人家的情报呢？他在中原解放区的首府宣化店，认识了李先念、王震、王树声等中共高级将领。中共代表周恩来正在和国民党代表、美军代表在那里进行“和平调处”。美国的一位将军把李敦白当成“自己人”，直言不讳地告诉他：不要在此久留，“政府（指国民党当局）在这个地区占有优势，我们让他们把共产党军队消灭”。这几句话，让他看透了美国政策的本质。当天，他就把美国军官的话转告给李先念。李先念感到他是真诚的，向他表示感谢。
　　中国内战虽然爆发，但李敦白依然没有离开。他说，其原因是“当年在宣化店认识了一个叫王树声的将军，是他对中国革命的必胜信心，使我决定留在中国。”
　　回到上海以后，李敦白觉得他的“差事”干得没劲，打算辞职回国。宋庆龄了解李敦白是一个富有正义感的人，建议他回国之前去拜访一下周恩来。于是，他从上海到了南京的梅园新村。周恩来建议他到延安去参观一下，以便回到美国以后，正确地宣传中国的情况。这一建议使他喜出望外。在地下党的安排下，李敦白开始了他的红色之旅。从上海到北平，计划经张家口转延安。
　　在张家口，晋察冀边区司令员聂荣臻挽留他，请其帮助筹建新华广播电台和新华社晋察冀分社（台）的英语广播，请他担任英文稿的翻译、修改和广播。他愉快地服从这一安排，工作得很努力。他在这里认识了电台播音员魏琳，后来喜结良缘。李敦白在张家口工作了一段时间后，组织上护送他们来到延安。
　　清凉山的“大鼻子”
　　1946年10月19日，李敦白终于来到向往已久的延安，中央分配他担任新华总社的英语专家。社长兼总编辑廖承志亲自来到李敦白的窑洞，表示欢迎国际友人参加新华社的工作，向他介绍了新华社的机构、分工、人员和困难问题，并希望他多出主意，帮助改进。听到这里，李敦白急忙说：“可不是帮忙，这是我们自己的工作，一起来做，一定能搞好！”廖承志听了很高兴，觉得这个美国朋友的觉悟很高，值得信赖。
　　从此，在清凉山上人们看到一个中等身材的“大鼻子”工作人员，戴一副近视眼镜，和大家一样穿灰色的棉军大衣，职务是新华社的英语专家。他工作勤勤恳恳，认真负责，不把自己当外人，受到新华社同仁的一致好评。不久，他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得到批准，成为唯一一名美裔中国共产党党员。
　　10月末，斯特朗从外地访问后再次来到延安访问。廖承志派李敦白担任翻译，先后访问了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人。通过这次访问活动，李敦白对党的方针政策有了更加系统的了解，更加坚定了自己的信仰。
　　在新华社，李敦白被分配在国际部英语组，专门负责审査抄收的外电新闻，择其要者翻译成中文，供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参考。同时，他还负责审读其他人翻译的外文稿，以及中译英的新闻稿件，工作勤勤恳恳、一丝不苟。1946年底，新华社年终总结评奖时，李敦白被评为甲等模范。
　　在清凉山上，李敦白立下一个永载史册的重大功劳。1946年9月，《解放日报》发表了李季的长诗《王贵与李香香》。该诗表现群众反压迫、求解放的主题，感人至深;诗的形式采用陕北的信天游，清新活泼。中宣部部长陆定一立即著文，称颂这首体现“延安文艺座谈会”成果的叙事诗。李敦白看了，也很喜欢。他主动请示并得到批准，夜以继日地将它译成英文，用新华社的电台向世界播出。为此，他成为以广播形式向世界介绍中国文学作品的第一人。 　　党对李敦白非常信任，总编辑从杨家岭党中央带回新精神进行传达时，李敦白被邀与各部负责人一起听，有时他还被邀列席编委会。他心里很清楚，这是组织给他的一种特殊荣耀，在工作中他更加认真贯彻党的新闻方针。
　　李敦白到延安后见到过毛泽东。毛泽东对李敦白印象不错。1946年12月9日，毛泽东在王家坪会见西方记者时说，中国共产党并不排外，现在有两种美国人，马海德、李敦白、史沫特莱、斯特朗这样的美国人，我们都欢迎。明确表达了对李敦白的赞许。
　　冤案平反结良缘
　　1949年初，李敦白神秘地消失了。原因据说是在莫斯科帮助编辑英文报纸《莫斯科新闻》的斯特朗出了问题，苏方说她是一个“美国间谍”，并在世界上发展了一个“国际谍报网”，李敦白也受她的领导，负责收集中国的情报。苏联当局逮捕了斯特朗，并且通知在西柏坡的中共中央把李敦白也抓起来。当时党中央很不理解，因为没有发现他丝毫的“间谍”活动，但还是执行了苏联的“指令”。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新华社随军进城，立即开展工作。但李敦白却被当做“罪犯”押解着进城，同事们依然不知道他犯有何罪。1953年斯大林逝世后，苏联平反了斯特朗“国际间谍”的冤案。1955年4月4日，李敦白才被释放。公安部的一位干部向他宣布：我们花了许多时间调查的案子，最终发现你是一个好人。你一直被冤枉坐牢，受了很多苦，我代表中国人民政府和公安部，为这一错误向你道歉。李敦白大度地接受了这个“道歉”。
　　李敦白被关押，妻子魏琳忍受不了长达6年丈夫音讯全无的日子，只好选择离婚。1955年“五一”节以后不久，李敦白出现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办公室。
　　李敦白上班后不久，就恢复了党籍，是英语组唯一的党员。李敦白在电台结识了在总编室工作的王玉琳，1956年他们喜结良缘。婚后生活幸福美满，他们只休息了一天，李敦白就被抽调参加《毛泽东选集》的翻译、定稿工作。
　　1958年9月，斯特朗在苏联的“国际间谍”冤案得到平反，她来到北京定居。周恩来为她举行欢迎宴会，李敦白、王玉琳夫妇应邀作陪。周恩来诚恳地对他说：“伤害了我们的朋友，是我们的错误。”
　　1964年1月，毛泽东宴请在北京的外国朋友，斯特朗和李敦白应邀出席。毛泽东对斯特朗说：“当年你在延安的时候，国民党开始轰炸了。我们担心你的安全，就让你走了。如果你留在延安，就不会当做间谍被捕了。”他转身对李敦白说：“你被牵连到斯特朗的案子里，我们犯了一个很坏的错误，你是一个好同志。”毛泽东、周恩来向他们当面道歉，承认了错误，使他们感到很安慰。
　　（摘自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国际友人在延安》   主编：任文    本文作者：孙国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