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赵氏孤儿》本事的流传演变历时千年，到纪君祥时最终定型，法国伏尔泰将其改变为话剧《中国孤儿》，当代亦有许多相关作品。本文通过对故事素材流变的线索追踪，对比各版本的不同细节，并最终落脚于纪君祥版杂剧，对其悲剧性的重要因素有一个更加明确的认知。
　　关键词：赵氏孤儿；流变；变化原因
　　赵氏孤儿演变千年，以纪君祥的杂剧版本为标志，可以分为前后两期，前期是主要故事情节的发展丰满阶段，主要是各类史书记载。后期则往往立足于人性角度对纪版杂剧进行重新演绎，主要以各类影视作品为主。以纪版《赵氏孤儿》为切入点，对这几个不同阶段的分析，能够使我们对这一悲剧内在底蕴的感知更为清晰。
　　一、赵氏孤儿故事题材的流变
　　赵氏孤儿本事，最早见于司马迁《史记·赵世家》。但要溯本清源，却须得回归到更早的史书之中。《春秋》中关于赵氏家族的记载不多，但“晋赵穿帅师侵崇”、“晋赵盾弑其君”等短短几句便可观孔子的褒贬之意。到了《左传》中，记述则更为详尽。晋灵公暴戾乖张，多次欲诛谏臣赵盾，幸得义士搭救。在赵盾逃亡期间，赵穿杀了灵公，之后赵盾复职，赵盾之子赵朔迎娶成公之女赵庄姬，赵家日益坐大。其后赵盾异母弟赵婴齐与赵庄姬私通。十七年，赵庄姬因赵婴齐被逐而怨恨赵氏，遂联合了对赵氏有积怨的栾氏、郤氏，向景公诬陷赵氏谋反。赵家因而几近族灭，仅赵朔之子赵武跟随庄姬寄住宫中才幸免于难。风波平息后，大夫韩厥说服景公立赵武为赵氏后祀，归还了赵氏田地，于是赵氏得以复兴。至此后世赵氏孤儿故事已初见雏形，但纪君祥版《赵氏孤儿》中搜孤救孤等许多关键性元素，尚未见端倪。直到司马迁《史记·赵世家》中，公孙杵臼与程婴二人才正式登场。据司马迁记载，晋景公三年，大夫屠岸贾以已故的赵盾在灵公之乱时的弑君之罪为借口，“与诸将攻赵氏于下宫”，灭赵氏一族。幸得赵朔妻子为成公之姊，怀着赵朔的遗子躲到宫中，这生下的孩子便是赵氏孤儿。赵朔的门客公孙杵臼与友人程婴设法以他人婴儿李代桃僵骗过屠岸贾，公孙杵臼则因为私藏婴儿被屠岸贾杀害。十五年后晋景公重病，大夫韩厥以赵氏冤魂作祟之由说出赵氏孤儿下落，晋景公召回赵武并让他攻灭了屠岸贾一族，重新恢复了赵武的爵位，程婴在赵武成人后也自杀以谢公孙杵臼，赵武“为之祭邑，春秋祠之，世世勿绝”。至此，赵氏孤儿故事的基本框架与人物情节已全部齐全，正是后世纪君祥创作的素材来源。
　　二、细节变化与内在原因
　　对比以上三个版本的史书记载，《春秋》中弑君侵伐的赵氏，在《左传》中一派荒淫腐朽，家族内部伦理混乱，权力纷争不休，到了司马迁那里，却又是无辜惨死的悲剧家族。究其原因，需要回归到当时社会背景中。孔子作《春秋》，微言大义，以复兴周礼，在他看来，晋国攻打他国与赵氏以下犯上都是破坏旧的社会秩序的行为，因而遭到批评。到了春秋末年，礼乐崩坏已经达到不可回复的地步，人们不再追求虚妄的理想，而开始认同弱肉强食的法则，因此，相比起昏庸无道的国君，赵氏家族作为晋国政治的中坚力量，受到了史官的认同，同时又兼秉笔直书其内部的堕落。到了司马迁那里，整个故事则更具有戏剧性与传奇性，鬼神占卜之说更为其增添几分神秘色彩。这一记述不可不谓精彩绝伦，将好一出大戏缓缓道来。但作为汉朝生人的司马迁，又如何能比时代更近的左丘明了解更多细节呢？杨伯峻先生分析认为“全采战国之传说”，是太史公为了故事的完整性而有意所为。其间种种与正史矛盾之处在此便不再赘述。就整个故事来说，主人公的忠义色彩被突出，悲剧性也被放大。从《春秋》到《史记》，整个故事逐渐饱满生动起来，其内涵也被不同时代的作者赋予新的意义。
　　而纪君祥版杂剧《赵氏孤儿》对《史记》记载的故事情节有几个重大改动。
　　首先在时间上，将赵盾死亡与赵氏灭门、公主存孤、搜孤救孤等情节迅速展开，把历史上间隔几十年间的事情在相近的时间段内衔接起来，有益于戏剧冲突的集中。
　　在情节上，添加庄姬舍命、韩厥自刎和屠岸贾欲杀害全城婴儿等情节。恶人的不择手段，与好人的相继丧命，两相对比更能凸显社会的黑暗，增加悲剧色彩。
　　在之后的救孤一节中，献出的孩子变为程婴自己的儿子，让程婴亲自目睹儿子被杀。这一环节将整出戏剧推向了高潮。
　　第四，将抚育赵孤的地点由深山改到屠岸贾府上，让屠岸贾亲手培育复仇的种子，这一改动增加了戏剧的紧张感与刺激性。
　　最后，在报仇一节，史记中韩厥进谏的情节改为由赵孤亲手了结仇人，这样的设定更为大快人心。
　　纪君祥这种设定固然是其独创的天才艺术，同时也与生活的社会背景有关。众所周知，元代社会民族矛盾尖锐，汉民族受到以蒙元统治者为代表的少数民族压迫，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纪君祥创作了《赵氏孤儿》。宋王朝以赵氏后代自居，故而存赵孤具有了特殊的政治意义，剧中“老宰辅，你若存的赵氏孤儿，当名垂青史，万古流芳”等台词正是异族压迫下表汉族人民“保种存根”、“报仇雪恨”的民族大义的体现。
　　三、价值观与悲剧土壤
　　今人对赵氏孤儿的重新演绎，往往围绕三个主要命题。
　　一是要不要复仇，二是复仇是否具有正当合理性，三则是对于故事中小人物的定位。
　　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曾将本剧改编为话剧《中国孤儿》，上映后轰动一时。其剧将朝代移至元朝，故事的主角更改为一对官宦夫妻与成吉思汗，把忠君爱国思想转化为人类历史上文明与野蛮、封建社会与奴隶社会的斗争。在这一剧目中，伏尔泰强调道德教化的力量，它可以征服野蛮，软化暴力。伏尔泰反对以暴制暴的复仇行为，而强调道德宽恕与和解。在他看来，纪君祥版的原作“蛮气十足”。当代导演陈凯歌似乎与这种思想一脉相承，在他的电影《赵氏孤儿》中，庄姬死前嘱咐程婴让孩子做一个普通人，“忘掉报仇，好好活下去”。
　　在这些思维中，赵氏孤儿报仇的意义本身是有害的，甚至是泯灭人性的。试想赵孤在屠岸贾手下生长十几年，父子亲情浓厚，却要让他为了死去的赵氏家族向自己最亲近的人挥起屠刀，而这个家族在他前十几年的人生中，其实并不占任何分量。而如今为了一个道德符号，却要让一个纯白的灵魂染上血腥，沦为报仇的工具，丧失了作为人的价值。
　　通过以上三个部分，我们可以看到，纪君祥版的《赵氏孤儿》充分吸收了前人创作的精华，并进行了许多精妙的独创，而其中的悲剧因素更是得到了充分的展开，无愧于世界之大悲剧。
　　参考文献：
　　[1] 司马迁. 史记[M]. 中华书局， 1982.
　　[2] 纪君祥. 赵氏孤儿[M].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0.
　　作者简介：孙阳雪（1994-），女，汉族， 河南， 西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