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1日，日本检察厅特搜部继上个月在羽田机场抓捕戈恩后，以“特别渎职”罪第三次逮捕了他。如果案情坐实，戈恩面临的可能是长达10年的监禁。
　　此时此刻，被关押在东京小菅拘留所的他，身陷几平米的囹圄，不知是何感想。传奇始于日本，也终于日本。坠落速度之快，仿佛19年的光阴弹指一挥间。
　　1999年的日产正满身疮痍，连续7年亏损导致负债接近2万亿日元，法国雷诺伸出援手以52亿美元的价格收购日产36.8%的股份，组建了雷诺-日产联盟。卡洛斯·戈恩这位出生于巴西的黎巴嫩裔法国人，由于会说几句日语，从雷诺的副总裁空降到日产担任CEO，由此开启了大刀阔斧般的改革。
　　他先是大规模裁员，三年间裁了21000人。接着，他对日产的资源配置与上下游供应“动手术”，将1300家供应商减少到600家，关闭5家工厂并卖掉所有与汽车无关的产业。
　　在戈恩的领导下，日产仅用两年时间就扭亏为盈，四年还清债务。媒体对他进行了英雄传奇般的歌颂，他被评为全球十大管理人物，日本漫画家把他画成了“超能力明星”。
　　然而，公司复苏的背面是则是信仰“终身雇佣”的老职员与要和日产“共克时艰”的供应商们。他们有的被裁，有的被抛弃，感到被“无情地背叛”。或许，日产的复苏方式并不是只有戈恩知道。但是被日本社会培养出的管理者却很难做出违背社会习俗的“破坏”，这一点似乎只有“外人”戈恩才能做到。

　　这次“政变”中日本政府、企业、媒体联合动手的色彩很明显。特搜部抓捕，日产CEO西川马上发表讲话，数落戈恩的种种“罪行”——隐瞒收入、中饱私囊、个人独裁。当日产解除戈恩的董事长职位的同一天，三菱汽车也宣布将在临时董事会上解除戈恩的董事长职务。《朝日新闻》作为戈恩事件的最大消息供应源，源源不断地爆出独家新闻，把风吹向对戈恩的仇恨。

　　目前世界汽车企业中能将产量做到1000万以上的有四家：通用、大众、丰田、日产。看起来日本占了半壁江山。的确，Made in Japan是1933年日产成立之初的本意，这也是日本汽车行业的荣耀与自尊。然而随着戈恩的改革成功，日产与日本的距离越来越远。
　　雷诺汽车控制了日产43.4%的股权和相应的投票权，而在雷诺-日产-三菱联盟中，日产控制了三菱34%的股权。而雷诺的股东是谁？拥有15.01%的股权和30.02%投票权的第一大股东是法国。
　　照这样的剧情发展下去，雷诺-日产-三菱联盟里法国的色彩只会越来越重。2017年雷诺-日产-三菱联盟的轻型车总销量达到1061万辆。其中，雷诺汽车的销量为376万辆，三菱汽车的销量为103万辆，但日产汽车的销量却达到582万辆，在联盟总产量中占比超过了50%。
　　拥有更高销量的日产，却在联盟中无法获得足够的话语权。日本人造车，法国人管理拿大头，把汽车作为民族支柱产业的日本可是不情愿的。
　　西川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仿佛董事会和管理层对戈恩的所作所为毫不知情。然而熟悉日本企業繁琐审核制度的人，不免心生怀疑，戈恩作为一个生活在日本的外国人，真的有这么大的能耐绕过所有人去谋取私利么？
　　利用公权力把一个横跨亚欧两州“汽车帝国”的掌门人做成“阶下囚”，这样非正常的行为显示了戈恩与日方管理层已经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
　　2018年11月，日产汽车发布了截至9月末的半年报，上半个财年，录得营业收入为491.7亿美金，同比下滑2.1%;更惨的是主营业务的运营利润，只有18.69亿美金，同比下挫高达25.4%。日产汽车的总资产为1700亿美金，但负债达到了1214亿美金，资产负债率为71.4%。
　　雷诺尚未对自家总裁发表评论，法国财长布鲁诺·勒梅尔表示，“现在谈论替换掉戈恩还为时过早”;法国总统马克龙也表示：“将对雷诺-日产-三菱联盟的稳定性保持高度警觉。”显然这一事件背后日法相斗的色彩也很明显。
　　日产管理层甘愿冒着在股票市场节节败退的决心逮捕自家领导，想必是不抓就会面对更大的灾难。对于雷诺、日产和三菱的深度整合的反对，成了日本汽车行业人士的共同呼声。
　　一场关于三家企业、两个国家之间的博弈仍在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