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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种恣意妄为的无节制行为势必会导致灾难性后果和道德的滑坡。禁止出于增强目的生殖系基因编辑的临床应用，正是从敬畏生命，维系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出发，是以科学精神看待科学的力量和限度，为科学和技术的发展划出伦理和价值的底线。
一、基因修饰的医学应用
基因修饰在医学上具有重要作用。它可应用于医学研究，通过建立动物模型，了解病因和发病机制，增进基本知识，研发新药;通过修饰体细胞，还能够治疗和预防疾病。体细胞基因治疗已有数十年历史，有些体细胞基因试验性治疗已较为成熟，有些在医学界甚至已经成为常规的治疗方法，其风险一受益比较为清晰，在伦理学上是可以被人们所接受的。2015年，英国医生就采用基因编辑成功治愈1岁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婴儿。基因修饰应用于体细胞基因治疗，公认的前提条件是先进行前临床研究，再进行临床研究/试验，最后到临床应用。
体细胞基因修饰（治疗）的伦理学要求为：研究和设计在科学上要有根据;风险一受益比合理;符合伦理学要求，具有有效的知情同意、独立的伦理审查、合适的公开和處理利益冲突等。
治疗和增强：生殖细胞基因组修饰的两个目的
以治疗为目的的生殖细胞基因组修饰通过对生殖系（卵、精子、合子、胚胎）基因修饰以及基因组的修饰，使后代避免患家族的遗传病或其他与基因有关的疾病，起到预防疾病的作用。在伦理学上，对以治疗为目的的生殖系基因修饰存在一定争议。支持者认为，我们有责任使后代不得使我们痛苦的遗传病，使患者的后代免于遭受遗传病之苦;可以“设计孩子”，从“makinglove”到“making baby”。反对者则认为，生殖系基因治疗在理论上有难于估计的高风险，一旦干预失败，不仅对患者本人，而且对他们后代都会造成不可逆的医源性疾病，我们不能伤害后代;并且，修饰后代的基因并未征得他们的同意。此外，生殖系基因治疗还可能导致纳粹优生学（eugenics，国家通过强制改良人种），以及社会不公正、基因歧视。
以基因增强为目的的生殖细胞基因组修饰能够使人获得超越人类具有的正常性状和能力。人本来不能抵御逆转录病毒（艾滋病），将动物（如猪）不得这些逆转录病或其他人类烈性传染病的基因添加到人类基因组内，使人有能力预防艾滋病、禽流感、埃博拉感染，或是将长寿基因添加在人类基因组内，等等，这些都是医学目的的增强;改变皮肤、头发、瞳孔颜色，身高，奔跑速度等则属非医学目的的增强。医学目的的增强可能引起额外风险，与修补基因不同，添加基因可能干扰其他基因正常表达。而非医学目的的增强，其风险也大大超过受益，还会引发“完美主义”问题，我们希望未来的孩子拥有一个开放的未来。
一部电影的警示
美国电影《干钧一发》（Gattca）是一部富有哲学意义的科幻电影。它描述的是，未来的世界，科技力量胜过一切，基因决定命运，几乎成为金科玉律。在未来一个追求基因完美的社会中，基因差的人永远只能做粗活。但有一位被认为基因低下的人利用各种办法（包括欺骗）终于实现了他星际旅行的梦想。这部影片已经成为一种论证或论据，来反对用于增强的基因工程，认为这造成人们之间“基因上的裂沟”或“技术上的裂沟”，是一种严重的社会不公正手段。
二、基因编辑技术医学应用的伦理学立场
主流科学家和生命伦理学家一致认为：出于治疗目的的体细胞基因改变，其临床研究可以得到伦理学辩护，而非医学目的（即改善非病理性形状）的基因改变，不管是体细胞还是生殖系的基因编辑，目前都很难得到伦理学辩护，因此不应开展此类研究。当前，应禁止生殖系的基因组编辑（包括治疗目的的生殖系基因组改变）。因为目前在技术安全上并不能保证能够避免对后代造成伤害，一旦给后代造成伤害，这种伤害会不可逆转地遗传下去，加之尚存在其他不确定的因素，目前的风险评估等方法可能并不适用。
两位基因治疗先驱科学家安德森（Ander-son）和弗瑞德曼（Friedman）规定了生殖系基因治疗的条件是：体细胞基因治疗在若干年的经验积累后被证实是安全和有效的;充分的动物实验证明，在人体上使用同样的载体和程序的生殖系基因治疗是可靠和安全的：由于生殖系的基因改变将影响未来世代，而基因池为社会所有成员共有，仅当知情的公众通过种种途径表达他们对生殖系基因治疗的支持后，才能开始临床试验。
2016年，英国批准使用线粒体核转移技术进行生殖系的基因治疗，以预防线粒体病在后代发生，这一事件率先为生殖系基因改变的屏障打开一个缺口，突破了前述科学家的约定。
这是否意味伦理学立场的妥协？
其实，这只是一个小小的缺口，因为线粒体DNA与核内基因组是相对隔离的，且在整个DNA中所占的比例很小，故即便线粒体移植发生负面作用，对基因组的影响也不大。在英国国会批准该临床应用前，英国纳菲尔德生命伦理学理事会进行了详尽的伦理讨论和政策研究，提出了立论有据的研究报告，并经过英国社会各界广泛而充分的讨论。
“黄军就基因编辑事件”的伦理学之争
CRISPR和Cas9-直被用于体外人体细胞和动物胚胎的基因编辑，成功应用于人胚的基因编辑则是我国科学家首开先河。2015年4月23日，《蛋白质和细胞》（Protein
一、基因修饰的医学应用
基因修饰在医学上具有重要作用。它可应用于医学研究，通过建立动物模型，了解病因和发病机制，增进基本知识，研发新药;通过修饰体细胞，还能够治疗和预防疾病。体细胞基因治疗已有数十年历史，有些体细胞基因试验性治疗已较为成熟，有些在医学界甚至已经成为常规的治疗方法，其风险一受益比较为清晰，在伦理学上是可以被人们所接受的。2015年，英国医生就采用基因编辑成功治愈1岁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婴儿。基因修饰应用于体细胞基因治疗，公认的前提条件是先进行前临床研究，再进行临床研究/试验，最后到临床应用。
体细胞基因修饰（治疗）的伦理学要求为：研究和设计在科学上要有根据;风险一受益比合理;符合伦理学要求，具有有效的知情同意、独立的伦理审查、合适的公开和處理利益冲突等。
治疗和增强：生殖细胞基因组修饰的两个目的
以治疗为目的的生殖细胞基因组修饰通过对生殖系（卵、精子、合子、胚胎）基因修饰以及基因组的修饰，使后代避免患家族的遗传病或其他与基因有关的疾病，起到预防疾病的作用。在伦理学上，对以治疗为目的的生殖系基因修饰存在一定争议。支持者认为，我们有责任使后代不得使我们痛苦的遗传病，使患者的后代免于遭受遗传病之苦;可以“设计孩子”，从“makinglove”到“making baby”。反对者则认为，生殖系基因治疗在理论上有难于估计的高风险，一旦干预失败，不仅对患者本人，而且对他们后代都会造成不可逆的医源性疾病，我们不能伤害后代;并且，修饰后代的基因并未征得他们的同意。此外，生殖系基因治疗还可能导致纳粹优生学（eugenics，国家通过强制改良人种），以及社会不公正、基因歧视。
以基因增强为目的的生殖细胞基因组修饰能够使人获得超越人类具有的正常性状和能力。人本来不能抵御逆转录病毒（艾滋病），将动物（如猪）不得这些逆转录病或其他人类烈性传染病的基因添加到人类基因组内，使人有能力预防艾滋病、禽流感、埃博拉感染，或是将长寿基因添加在人类基因组内，等等，这些都是医学目的的增强;改变皮肤、头发、瞳孔颜色，身高，奔跑速度等则属非医学目的的增强。医学目的的增强可能引起额外风险，与修补基因不同，添加基因可能干扰其他基因正常表达。而非医学目的的增强，其风险也大大超过受益，还会引发“完美主义”问题，我们希望未来的孩子拥有一个开放的未来。
一部电影的警示
美国电影《干钧一发》（Gattca）是一部富有哲学意义的科幻电影。它描述的是，未来的世界，科技力量胜过一切，基因决定命运，几乎成为金科玉律。在未来一个追求基因完美的社会中，基因差的人永远只能做粗活。但有一位被认为基因低下的人利用各种办法（包括欺骗）终于实现了他星际旅行的梦想。这部影片已经成为一种论证或论据，来反对用于增强的基因工程，认为这造成人们之间“基因上的裂沟”或“技术上的裂沟”，是一种严重的社会不公正手段。
二、基因编辑技术医学应用的伦理学立场
主流科学家和生命伦理学家一致认为：出于治疗目的的体细胞基因改变，其临床研究可以得到伦理学辩护，而非医学目的（即改善非病理性形状）的基因改变，不管是体细胞还是生殖系的基因编辑，目前都很难得到伦理学辩护，因此不应开展此类研究。当前，应禁止生殖系的基因组编辑（包括治疗目的的生殖系基因组改变）。因为目前在技术安全上并不能保证能够避免对后代造成伤害，一旦给后代造成伤害，这种伤害会不可逆转地遗传下去，加之尚存在其他不确定的因素，目前的风险评估等方法可能并不适用。
两位基因治疗先驱科学家安德森（Ander-son）和弗瑞德曼（Friedman）规定了生殖系基因治疗的条件是：体细胞基因治疗在若干年的经验积累后被证实是安全和有效的;充分的动物实验证明，在人体上使用同样的载体和程序的生殖系基因治疗是可靠和安全的：由于生殖系的基因改变将影响未来世代，而基因池为社会所有成员共有，仅当知情的公众通过种种途径表达他们对生殖系基因治疗的支持后，才能开始临床试验。
2016年，英国批准使用线粒体核转移技术进行生殖系的基因治疗，以预防线粒体病在后代发生，这一事件率先为生殖系基因改变的屏障打开一个缺口，突破了前述科学家的约定。
这是否意味伦理学立场的妥协？
其实，这只是一个小小的缺口，因为线粒体DNA与核内基因组是相对隔离的，且在整个DNA中所占的比例很小，故即便线粒体移植发生负面作用，对基因组的影响也不大。在英国国会批准该临床应用前，英国纳菲尔德生命伦理学理事会进行了详尽的伦理讨论和政策研究，提出了立论有据的研究报告，并经过英国社会各界广泛而充分的讨论。
“黄军就基因编辑事件”的伦理学之争
CRISPR和Cas9-直被用于体外人体细胞和动物胚胎的基因编辑，成功应用于人胚的基因编辑则是我国科学家首开先河。2015年4月23日，《蛋白质和细胞》（Prote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