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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千部手机的实验
在香港太古城，李碧霞偕同教会友人正赶赴医院探病，匆忙之际，看到地上有一部手机。她拾起后，正四处张望找寻失主，手机铃声响起，她接听并跟对方说：“让我把手机还给你吧。”由衷感激的手机主人说，虽然李碧霞行色匆匆，但仍然与他约了地点交还手机。
世界另一端，伦敦苏豪区一个热闹的广场上，另一部手机被主人遗落在英皇查理二世的雕像旁。一名二十多岁、穿着黑色休闲夹克的男子在附近拿着面包喂鸽子，待一群日本游客走过后，他一把抓住手机，鬼鬼祟祟地环顾四周，然后急忙走进人潮汹涌的牛津街。他没有联络手机通讯簿上的任何一人，失主从此与那手机永别。
台北一家咖啡馆内，30岁的高家萍带着一个小女孩，看到桌上遗落的手机，猜想手机主人应该才刚离开，赶紧大声呼喊：“谁丢了手机?”她说：“不是自己的东西当然不能拿，否则怎么教育孩子?”
以上那3个丢失手机的人，其实都不是粗心大意之辈，而是美国《读者文摘》的调查员。2006年夏季，他们在全球35个城市进行了一项“礼貌大测试”，调查结果轰动一时。2007年，他们再次对人们的诚实度进行了解，于是委派调查员于全球32个国家／地区的主要城市，总共放置了960部中等价位的手机。
调查员“遗失”手机后，躲到远处观察，并拨打手机的电话号码，看看是否会有人接听并归还手机。捡到者会不会按照手机中预设的号码联络“失主”?又或是把手机据为己有?簇新的手机看来非常吸引人，而且里面有电话储值卡，拿了即可马上使用。
这并非一项严格的科学调查，他们只是希望约略了解一般人面对突然的诱惑时，会如何抉择。调查结果令人跌破眼镜，亦发人深省。
诚实各有原因
到底哪个城市的人最诚实?原来是1991年才脱离南斯拉夫独立、2004年加入欧盟的斯洛文尼亚首都利比安纳。国家虽然年轻，但利比安纳的居民绝对拥有传统的良好公民意识。这个位于阿尔卑斯山麓的小城风景如画，是调查中最小的城市，人口只有26.7万人；而这也许正是利比安纳在“诚实排行榜”高踞榜首的原因。从公车站的修女，到咖啡馆里的年轻侍应生(此人还为调查员寻回他意外遗失的皮夹克)，小城居民几乎都路不拾遗，30部弃置的手机中，只有一部失去踪影。
大城市居民处于种种压力下，会跟利比安纳的人一样诚实吗?加拿大多伦多(人口540万)的居民诚实度排名第二，调查员刻意放置的30部手机，有28部送回。29岁的保险业务员莱恩·丹姆克在加拿大道明银行地下大厅附近捡获手机，马上物归原主。他说：“能帮助人的话，何乐而不为?多伦多人非常诚实。我的皮包就曾经失而复得；我也曾在一个星期之内，把两个别人丢失的皮包送还。”
韩国的首尔、瑞典斯德哥尔摩的大部分受访居民都表示，奉公守法是人的本分。斯德哥尔摩的火车查票员洛塔·莫席吉诺海姆在一条购物街上捡到“实验手机”，并把它送还。他说：“打电话给在火车上遗失手机的人，对我而言是家常便饭。”
美国纽约去年在礼貌排行榜独占鳌头，不少人均感到意外。这次测试，纽约与印度孟买、菲律宾马尼拉并列，30部遗失手机中，有24部被送回，证明出色表现绝非侥幸。
信仰是使人诚实的力量之一。在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68岁的史坦修·维卡解释送还手机的原因：“我怎能拿走不属于我的东西?上帝会把我变成石头的。”
形形色色的贪心
其它亚洲城市的表现又如何?在台湾，30部手机中有16部送回。40岁的台北人杨舒婷在百货公司买水果时，看到水果摊上有一部手机，便马上捡起来拿到服务中心。她说：“这是很自然的行为，因为想到手机主人必定很着急。”
孟买的居民同心协力证明了这个城市诚实不欺。一名男子拿起那部放在杂货店里的手机，打算据为己有，结果店主带了一群朋友到附近这人工作的服装店逮住他。他面对群众指责时，试图说服调查员：“我原本就打算还给你的。”调查员问：“那你为什么要关机?”这时他尴尬地笑了几声，随后溜之大吉。
令人意外的是，穿制服的人原来未必可靠。在香港铜锣湾一个购物商场外，一名警卫拾起手机，首先询问在旁抽烟的人，手机是不是他们的，然后就用一张纸把手机包起，紧握在手。待调查员上前询问时，他结结巴巴地说：“什么手机?没看见。你要是掉了东西，就去失物招领处登记。”
其它地方的一些警卫同样令人失望，在不同的城市如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澳大利亚的悉尼等，调查员看到6名警卫把手机塞进自己的口袋，而未据实登记失物。值得安慰的是，调查员遇到的每一位警察都很诚实(巴西圣保罗尤其令我们惊喜，因为巴西警察以贪污腐败闻名)。
根据香港调查员的观察，不少路人都发现被遗落的手机，但大部分人只看了一眼便走开，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这情况在全球各地颇为普遍。美国纽约25岁的科技人员德瑞克·沃夫在中央公园喷水池旁，先紧张地用脚轻踢调查员遗下的手机，才拿起来跟他们通话。他对调查员说：“因为缺乏安全感，使部分纽约人不再拿起陌生的手机，但多数人还是挺诚实的。”他又说：“我当时希望那不是炸弹。”
富人则不一定较诚实。在新西兰奥克兰，一名50多岁、穿着体面的妇人，从一家高档百货公司大门前的壁架上拿走我们的手机后，匆匆离去，并没有打电话和我们的调查员联络。相形之下，一名衣着寒伧、带着三个小孩子的年轻巴西妇女，却把她在圣保罗公园捡到的手机完璧归赵。她说：“我或许不是有钱人，可是我的孩子会知道诚实的重要。”
已所不欲 勿施于人
在不同国家，我们都听到人们说：一代不如一代。然而我们发现，事实未必如此。在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大学广场的美食中心，一对年过七旬的夫妇从容地在一部遗失的手机旁走过，然后那位老先生一个箭步冲回来拿走手机。这对夫妇对调查员打去的电话置若罔闻，脚步急促地往电扶梯下楼，逃之夭夭。
然而在纽约市哈林区，一名满头发辫的年轻黑人从人行道上捡起手机后，便立即和调查员联络，相约当晚交还。16岁的钱宁·史贝罗在一群年纪比他还要小的非洲裔美国人簇拥下送回手机，那些小朋友显然非常尊敬他。当调查员告诉他们这是一项秘密测试之后，史贝罗自豪地对小朋友们说：“我做对了。”
妇女拾“机”不昧的可能性略高于男士。美国密执安州“舒曼强迫偷窃与消费行为中心”创办人兼律师特伦斯·舒曼说：“女性倾向找机会改善 人际关系，而行善是改进人际关系的方法之一，所以，她们的犯罪倾向也较低。”
在世界各地，人们归还手机最常见的理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香港中环繁忙街道上路过的蔡少明拾起手机后，毫不犹豫地接听我们的电话，并把失物交还。蔡少明表示自己也曾是“受害者”：“手机和里面的数据一并遗失，叫人非常苦恼。”
房地产经纪刘易斯·林把我们在新加坡金融区放置的手机送回，他说：“我曾经遗失一部手机，后来捡到手机的人发短信给我，要我付200美元才肯交还。”
其它拾“机”不昧的人明白手机之所以重要，在于里面的个人数据，而与手机的价位无关。在法国巴黎汇丰银行附近发现手机的快递员杨恩解释：“有一次，我捡到一部很漂亮的手机，是埃及大使馆里一名高官的，里面尽是达官显要的电话号码。当然，我把手机送回去了。”
家长的影响力也非常大。在新加坡一个购物中心里工作的穆罕默德?费左?宾?哈珊说：“我的父母教我，不是你的东西，就不可以拿。”
许多与子女同行的成年人看到别人遗失手机，会乘机教育孩子要路不拾遗。在香港太古城的购物商场里，手里抱着两岁孩子的何韵施将拾到的手机马上交到服务台。她说：“我要为女儿树立榜样。”然而，并非人人都重视对子女的身教。在台北木栅动物园商场美食街的椅子上，一对父母看到手机后，一面若无其事继续用餐，一面吩咐一个约5岁的男孩去拿回来，然后逗留约10分钟后离去。
实验结果让人欣慰
这次诚实调查，全球的整体表现到底如何?调查员在所到之处，听到许多悲观的论调，认为手机会像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在柏林担任业务助理的朵琳说：“德国到处都是欺诈。”不少受访的泰国人认为，我们假如能拿回半数手机，就算走运了。米兰的调查员认为，他们的意大利同胞“既狡猾又爱骗人”，绝不可能路不拾遗。墨西哥城的居民说，经济不景气使大家变得自私自利。然而在柏林和曼谷，30部手机中有21部被送回，墨西哥城和米兰也有20部。
这次全球调查，共有654部手机物归原主，比例高达68％，令人振奋。
(责任编辑：王克峰)
在香港太古城，李碧霞偕同教会友人正赶赴医院探病，匆忙之际，看到地上有一部手机。她拾起后，正四处张望找寻失主，手机铃声响起，她接听并跟对方说：“让我把手机还给你吧。”由衷感激的手机主人说，虽然李碧霞行色匆匆，但仍然与他约了地点交还手机。
世界另一端，伦敦苏豪区一个热闹的广场上，另一部手机被主人遗落在英皇查理二世的雕像旁。一名二十多岁、穿着黑色休闲夹克的男子在附近拿着面包喂鸽子，待一群日本游客走过后，他一把抓住手机，鬼鬼祟祟地环顾四周，然后急忙走进人潮汹涌的牛津街。他没有联络手机通讯簿上的任何一人，失主从此与那手机永别。
台北一家咖啡馆内，30岁的高家萍带着一个小女孩，看到桌上遗落的手机，猜想手机主人应该才刚离开，赶紧大声呼喊：“谁丢了手机?”她说：“不是自己的东西当然不能拿，否则怎么教育孩子?”
以上那3个丢失手机的人，其实都不是粗心大意之辈，而是美国《读者文摘》的调查员。2006年夏季，他们在全球35个城市进行了一项“礼貌大测试”，调查结果轰动一时。2007年，他们再次对人们的诚实度进行了解，于是委派调查员于全球32个国家／地区的主要城市，总共放置了960部中等价位的手机。
调查员“遗失”手机后，躲到远处观察，并拨打手机的电话号码，看看是否会有人接听并归还手机。捡到者会不会按照手机中预设的号码联络“失主”?又或是把手机据为己有?簇新的手机看来非常吸引人，而且里面有电话储值卡，拿了即可马上使用。
这并非一项严格的科学调查，他们只是希望约略了解一般人面对突然的诱惑时，会如何抉择。调查结果令人跌破眼镜，亦发人深省。
诚实各有原因
到底哪个城市的人最诚实?原来是1991年才脱离南斯拉夫独立、2004年加入欧盟的斯洛文尼亚首都利比安纳。国家虽然年轻，但利比安纳的居民绝对拥有传统的良好公民意识。这个位于阿尔卑斯山麓的小城风景如画，是调查中最小的城市，人口只有26.7万人；而这也许正是利比安纳在“诚实排行榜”高踞榜首的原因。从公车站的修女，到咖啡馆里的年轻侍应生(此人还为调查员寻回他意外遗失的皮夹克)，小城居民几乎都路不拾遗，30部弃置的手机中，只有一部失去踪影。
大城市居民处于种种压力下，会跟利比安纳的人一样诚实吗?加拿大多伦多(人口540万)的居民诚实度排名第二，调查员刻意放置的30部手机，有28部送回。29岁的保险业务员莱恩·丹姆克在加拿大道明银行地下大厅附近捡获手机，马上物归原主。他说：“能帮助人的话，何乐而不为?多伦多人非常诚实。我的皮包就曾经失而复得；我也曾在一个星期之内，把两个别人丢失的皮包送还。”
韩国的首尔、瑞典斯德哥尔摩的大部分受访居民都表示，奉公守法是人的本分。斯德哥尔摩的火车查票员洛塔·莫席吉诺海姆在一条购物街上捡到“实验手机”，并把它送还。他说：“打电话给在火车上遗失手机的人，对我而言是家常便饭。”
美国纽约去年在礼貌排行榜独占鳌头，不少人均感到意外。这次测试，纽约与印度孟买、菲律宾马尼拉并列，30部遗失手机中，有24部被送回，证明出色表现绝非侥幸。
信仰是使人诚实的力量之一。在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68岁的史坦修·维卡解释送还手机的原因：“我怎能拿走不属于我的东西?上帝会把我变成石头的。”
形形色色的贪心
其它亚洲城市的表现又如何?在台湾，30部手机中有16部送回。40岁的台北人杨舒婷在百货公司买水果时，看到水果摊上有一部手机，便马上捡起来拿到服务中心。她说：“这是很自然的行为，因为想到手机主人必定很着急。”
孟买的居民同心协力证明了这个城市诚实不欺。一名男子拿起那部放在杂货店里的手机，打算据为己有，结果店主带了一群朋友到附近这人工作的服装店逮住他。他面对群众指责时，试图说服调查员：“我原本就打算还给你的。”调查员问：“那你为什么要关机?”这时他尴尬地笑了几声，随后溜之大吉。
令人意外的是，穿制服的人原来未必可靠。在香港铜锣湾一个购物商场外，一名警卫拾起手机，首先询问在旁抽烟的人，手机是不是他们的，然后就用一张纸把手机包起，紧握在手。待调查员上前询问时，他结结巴巴地说：“什么手机?没看见。你要是掉了东西，就去失物招领处登记。”
其它地方的一些警卫同样令人失望，在不同的城市如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澳大利亚的悉尼等，调查员看到6名警卫把手机塞进自己的口袋，而未据实登记失物。值得安慰的是，调查员遇到的每一位警察都很诚实(巴西圣保罗尤其令我们惊喜，因为巴西警察以贪污腐败闻名)。
根据香港调查员的观察，不少路人都发现被遗落的手机，但大部分人只看了一眼便走开，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这情况在全球各地颇为普遍。美国纽约25岁的科技人员德瑞克·沃夫在中央公园喷水池旁，先紧张地用脚轻踢调查员遗下的手机，才拿起来跟他们通话。他对调查员说：“因为缺乏安全感，使部分纽约人不再拿起陌生的手机，但多数人还是挺诚实的。”他又说：“我当时希望那不是炸弹。”
富人则不一定较诚实。在新西兰奥克兰，一名50多岁、穿着体面的妇人，从一家高档百货公司大门前的壁架上拿走我们的手机后，匆匆离去，并没有打电话和我们的调查员联络。相形之下，一名衣着寒伧、带着三个小孩子的年轻巴西妇女，却把她在圣保罗公园捡到的手机完璧归赵。她说：“我或许不是有钱人，可是我的孩子会知道诚实的重要。”
已所不欲 勿施于人
在不同国家，我们都听到人们说：一代不如一代。然而我们发现，事实未必如此。在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大学广场的美食中心，一对年过七旬的夫妇从容地在一部遗失的手机旁走过，然后那位老先生一个箭步冲回来拿走手机。这对夫妇对调查员打去的电话置若罔闻，脚步急促地往电扶梯下楼，逃之夭夭。
然而在纽约市哈林区，一名满头发辫的年轻黑人从人行道上捡起手机后，便立即和调查员联络，相约当晚交还。16岁的钱宁·史贝罗在一群年纪比他还要小的非洲裔美国人簇拥下送回手机，那些小朋友显然非常尊敬他。当调查员告诉他们这是一项秘密测试之后，史贝罗自豪地对小朋友们说：“我做对了。”
妇女拾“机”不昧的可能性略高于男士。美国密执安州“舒曼强迫偷窃与消费行为中心”创办人兼律师特伦斯·舒曼说：“女性倾向找机会改善 人际关系，而行善是改进人际关系的方法之一，所以，她们的犯罪倾向也较低。”
在世界各地，人们归还手机最常见的理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香港中环繁忙街道上路过的蔡少明拾起手机后，毫不犹豫地接听我们的电话，并把失物交还。蔡少明表示自己也曾是“受害者”：“手机和里面的数据一并遗失，叫人非常苦恼。”
房地产经纪刘易斯·林把我们在新加坡金融区放置的手机送回，他说：“我曾经遗失一部手机，后来捡到手机的人发短信给我，要我付200美元才肯交还。”
其它拾“机”不昧的人明白手机之所以重要，在于里面的个人数据，而与手机的价位无关。在法国巴黎汇丰银行附近发现手机的快递员杨恩解释：“有一次，我捡到一部很漂亮的手机，是埃及大使馆里一名高官的，里面尽是达官显要的电话号码。当然，我把手机送回去了。”
家长的影响力也非常大。在新加坡一个购物中心里工作的穆罕默德?费左?宾?哈珊说：“我的父母教我，不是你的东西，就不可以拿。”
许多与子女同行的成年人看到别人遗失手机，会乘机教育孩子要路不拾遗。在香港太古城的购物商场里，手里抱着两岁孩子的何韵施将拾到的手机马上交到服务台。她说：“我要为女儿树立榜样。”然而，并非人人都重视对子女的身教。在台北木栅动物园商场美食街的椅子上，一对父母看到手机后，一面若无其事继续用餐，一面吩咐一个约5岁的男孩去拿回来，然后逗留约10分钟后离去。
实验结果让人欣慰
这次诚实调查，全球的整体表现到底如何?调查员在所到之处，听到许多悲观的论调，认为手机会像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在柏林担任业务助理的朵琳说：“德国到处都是欺诈。”不少受访的泰国人认为，我们假如能拿回半数手机，就算走运了。米兰的调查员认为，他们的意大利同胞“既狡猾又爱骗人”，绝不可能路不拾遗。墨西哥城的居民说，经济不景气使大家变得自私自利。然而在柏林和曼谷，30部手机中有21部被送回，墨西哥城和米兰也有20部。
这次全球调查，共有654部手机物归原主，比例高达68％，令人振奋。
(责任编辑：王克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