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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中国近代文学发展的历史中，常州词派是继浙西词派之后产生影响最大的词学流派，其词学思想是近代词学的一座重镇。纵观常州词派的整个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过程，常州词派诞生了许多词作艺术技巧高超、在词学理论探讨中作出很大贡献的词作家，如张惠言、周济、朱祖谋、况周颐等。常州词派在近代词坛的兴盛并非偶然，其产生与发展的时代土壤和精神气候值得我们后人去探索和发现。
关键词： 常州词派 时代土壤 精神气候
常州词派诞生于乾嘉年间，兴起于嘉道時期，绵延至清末明初，不局限于常州一地，主要是以张惠言，周济二家的词学思想为基础，围绕词的美学特征进行理论探讨和创作实践的一个词学流派。
江苏常州人张惠言“开山采铜”，顺应时代思潮，创辟了常州词派。从张惠言开始至光绪二十二年间，可考词集者多达二百八十三家之多，多数词人都身处于社会动荡、民心浮动、危机四伏的清末年间，洞晓清代中后期的社会矛盾与词风变化，在创作上大多抒发沉郁顿挫、跌宕起伏的情感，在理论上则强调“寄托比兴”的内容和方法，因此可以说，常州词派是因时势而起。而后周济成为继张惠言后常州词派发展脉络中的中坚力量，随着时代的变迁，庄棫、谭献、端木埰、蒋春霖等人继续推动着常州词派的发展。到晚清民初，以“四大词人”为中心的常派第五代名家又再次确立了常州词派在词坛的重要地位。
一、常州词派产生发展的时代土壤
（一）内忧外患的政治环境
常州词派诞生于乾隆年间，社会发展抵达了一个盛极而衰的历史关口。到乾隆晚期的时候，中国社会内部义无反顾地走向了穷途末路。
首先是清朝封建社会内部的土崩瓦解。盛世时生成的各种社会弊病日益加剧。一方面是吏治愈加腐败，满清中叶至后期，贪污腐败之风盛行。另一方面，政治环境的不稳定更加催生了阶级矛盾的激化。统治阶级的横征暴敛激化了官民之间的对立，民间起义层出不穷。同时，地主豪强加速兼并土地，形成巨大的贫富差距。清王朝国势日益衰微，高度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和实行强有力的闭关锁国政策，使得统治者对外部世界的发展和变化一无所知。整个清王朝的封建统治呈现出一种日薄西山、风雨飘摇、朝不保夕的脆弱状态。
其次是外来侵略造成民族危机的不断加深。17世纪中叶，英国完成了资产阶级革命，机器工业逐渐代替了工场手工业，世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力得到了极大的解放，国民经济飞速发展。为了寻找商品的倾销市场并掠夺原料产地和人力资源，它们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一股侵略狂潮。1840年，英国通过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的大门，成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从此，西方殖民主义强国不断地向中国发动侵略战争，中国被迫与之签订一个个不平等条约。中国社会成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民族危机不断加深。此时，中国社会正在面临着重大的历史转折。
面对内忧外患、危机四伏的社会现实，以天下为己任的士人不得不深入思考如何改变这种现状，如何运用适宜的文学体裁和手段来反映这沉重的社会现实。因此，手中的笔是文人们的唯一武器。
（二）历史积淀的文化传统
一代之治，即是一代之学。常州词派的文化品性，正是得之于乾嘉经学的兴盛。例如，常州经学家刘逢禄于“倚声之学，犹复佩究，源流”，编成《词雅》一书。张惠言毕生治经以《周易》为重点，且专治汉末大师虞翻《易》学。谭献将清词创作分成“才人之词”、“词人之词”和“学人之词”，张惠言、周济等词人被归为“学人之词”的代表。确实，常州词派涎生于乾嘉经学的学术氛围之中，其代表词人多兼为经学家，长期受经学的思维模式和研究方法之浸润熏染，故其创作心理、词作格调、批评观点及释词方法，都显示出与经学相关的文化品性。
同时，儒家诗教也成为词学领域最为重要的导引和制约因素。作为中国文学观念的基本理论原则，儒家诗教与政治观、道德观的融合，已经内化为广大文人学士的灵魂。常州词派的先驱张惠言也曾在《诗龛赋》中表达了他对诗学的认识，他倡言诗教，以“政达”为旨归，以儒家之仁义道德为内涵，别裁伪体，质中雅正。
在以上的经学和诗学背景之中，我们可以发现此乃常州词派形成并发展的重要基石。
（三）优厚稳定的地域环境
常州位居长江之南、太湖之滨，处于长三角中心地带，经济基础优厚，社会环境稳定。
纵观常州两千五百多年的发展历程，其独特的地域环境使得历史文化转化成为了产生“士”阶层的沃土。春秋时期的“延陵世泽，让国家风”，象征着儒家以德为本、美善相兼的悠久传统，成为常州一地士人不可移易的精神支柱。对儒家传统的崇仰和追求，通过家传、师承、办学、交游、科第等种种途径，把士人集结成一股不可轻视的社会文化力量。与此同时，近代思想家龚自珍注意到常州士人的地域性群落分布，以“天下名士有部落，东南无与常匹俦”专咏其盛况。他在诗中盛赞的常州士人张琦、张惠言、丁履恒、李兆洛、陆继格等都属于常州词派骨干。
龙城常州，历来是文化名城，人杰地灵，英才辈出。各朝各代均有名士大家在此地出生，留芳后世。自隋唐代开科取士以来，常州出过1546名进士，其中状元9名、榜眼8名、探花12名。出过宰相15位，尚书26位，侍郎17位，都御史、总督、巡抚25位。南朝齐、梁时代，还出过萧道成、萧衍等5位皇帝。
到了近代，临近上海的地域因素成了常州近代发展的一项重要因素。在晚清以前，常州人向外流动的方向主要是京城，其目的是为官或者求学。而近代，上海则取代了北京，成为对常州人聚集的中心。上海的西式生活和高度发达的商业社会影响和改变着整个江南地区，也影响了常州的文化。上海既是常州文人的一个重要聚集地，也是常州走向近代的一个助推器。在上海的影响下，常州文化从传统文化开始向现代城市文化转型，常州文人也从传统文人向近代知识分子转型。
另外，常州本地近代工商业的发展也为以常州词派为代表的近代文化提供了优厚的物质基础。工商业的发展带动了整个地区经济的繁荣，原有府县城的政治功能开始削弱，为生产流通和生活服务的功能不断加强，城市布局发生变化，近代公共和文化设施开始出现，常州人的取向也开始从做官向工商转变，常州向着一个近代化城市逐步演变。 因此，常州词派作为常州近代文学的重要代表，在优厚稳定的地域环境中不断汲取养分，成为中国近代文学中人员最众、影响最大、持续最久的一支文学流派。
二、常州词派产生发展的精神气候
（一）寒士心态
所谓“寒士”，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认为，寒士实以在常州为典型，即“寒士素惯淡泊，故得与世无竟，而终其身于学”。
具体来说，我认为常州的寒士多是指常州词派发轫时期的封建文人。他们是黑暗腐败的封建统治的直接受害者，多表现为出身清寒、仕途失意。例如：常州词派的创始人张惠言出身于一个屡世为儒而科名不显的清贫家庭，四岁而孤，中嘉庆四年的进士，官翰林院编修，末几病故，年仅四十二岁。李兆洛为嘉庆十年进士，曾官安徽凤台县知县，后弃官主讲江阴书院近二十年。周济官淮安府教授，后辞官，退隐南京春水园。董士锡为副贡生，家清贫，客游四方。庄棫先世业淮盐，为富商，后家道中落，科名仅为诸生，贫病交加，漂泊江湖。从张惠言、李兆洛到周济、庄棫，他们均总持常派风气、主盟常派词风百余年，是常州词派发轫开拓时期的核心人物。我们可以发现，他们中的人要么是仕途失意的中下层官吏，要么为贫弱“苦寒”的布衣书生，称他们为“寒士”不为过。
时值嘉庆皇帝亲政，虽然他想广开言路，重症朝纲，但政治腐朽的态势已是人力难挽回。面对着“殆将有变”的政治境况，“寒士”阶层虽然对朝廷充满疑虑和怨愤，不满生活境遇、害怕因言致祸，但又因朝廷“广开言路”带来的机遇而期盼摆脱困境，于是，畏惧与依附，守志与用世，自恃清高与不平哀鸣……交织成为一种复杂不平的心态。这种心态，曾被张惠言物化为一个“寒蝉”的形象，具有时代的典型性。
（二）词学理论构建
常州词派是一个重视词学理论构建的词派。从张惠言、周济到谭献、陈廷焯无一不注重自己對词学的认识，正是他们不断修正、开拓自己的词学理论范畴，才使得常州词派在近代文学史上留下重要的痕迹。
首先是张惠言通过编选《词选》、编写《词选序》，标举了自己的词学主张，即：尊重词体、崇尚比兴、区别正变。所谓尊重词体，就是提高词的文学地位，加深词的文化品格，使得词成为文人士大夫抒情达意的文体。崇尚比兴，即张惠言所说的“意内而言外谓之词”，感物而发。区别正变，就是以比兴雅正为准则论词，要求词的创作积极关涉现实生活，疗救词坛的空虚。其次是周济继承并发展了张惠言的理论，他更加强调比兴寄托，认为“非寄托不入，专寄托不出”。而后谭献的“柔厚”理论和陈廷焯的“沉郁”理论，使得常州词派的理论建设渐趋完善。
常州词派在词学理论上的主要贡献在于它发现和提出了尊重词体的逻辑命题。其主旨是把词的“能言诗之不能言，而不能尽言诗之所能言”的曲折低婉的艺术特性与诗骚的寄托忠爱、感慨盛衰、抒发心性的教化功能相联系，论证词旨与诗教相通，词与诗一样需要世人尊重，词不再是所谓的“诗余”，词乃有其自己的气质和风骨。常州词派的词人以其异军突起的姿态对晚清近代词的内容和风格进行了革新，从而使词的特质变得更加丰富多彩。
三、总结
满城风雨，殆将有变。
常州词派从产生发展，到成为近代文学史上的一座重镇，与其特定时期的时代土壤和常州文人的精神气候有着紧密的联系。内忧外患的政治环境，充满历史积淀的文化传统，优厚稳定的地域环境，外部的时代土壤为常州词派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寒士心态和词学理论构建则成为了常州词派兴盛发展的内在动力。
综上所述，伴随着中国近代化的历史进程，常州词派作为发生、发展于这样一个特殊历史时期的中国近代文学流派，既继承了古代文学的精华，又为促进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起到了纽带与桥梁的作用。
参考文献：
[1]程翔章，邱铸昌.中国近代文学[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2]赵伯陶.张惠言暨常州派词传[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
[3]莫立民.近代词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
[4]朱德慈.常州词派通论[M].北京：中华书局，2012.
关键词： 常州词派 时代土壤 精神气候
常州词派诞生于乾嘉年间，兴起于嘉道時期，绵延至清末明初，不局限于常州一地，主要是以张惠言，周济二家的词学思想为基础，围绕词的美学特征进行理论探讨和创作实践的一个词学流派。
江苏常州人张惠言“开山采铜”，顺应时代思潮，创辟了常州词派。从张惠言开始至光绪二十二年间，可考词集者多达二百八十三家之多，多数词人都身处于社会动荡、民心浮动、危机四伏的清末年间，洞晓清代中后期的社会矛盾与词风变化，在创作上大多抒发沉郁顿挫、跌宕起伏的情感，在理论上则强调“寄托比兴”的内容和方法，因此可以说，常州词派是因时势而起。而后周济成为继张惠言后常州词派发展脉络中的中坚力量，随着时代的变迁，庄棫、谭献、端木埰、蒋春霖等人继续推动着常州词派的发展。到晚清民初，以“四大词人”为中心的常派第五代名家又再次确立了常州词派在词坛的重要地位。
一、常州词派产生发展的时代土壤
（一）内忧外患的政治环境
常州词派诞生于乾隆年间，社会发展抵达了一个盛极而衰的历史关口。到乾隆晚期的时候，中国社会内部义无反顾地走向了穷途末路。
首先是清朝封建社会内部的土崩瓦解。盛世时生成的各种社会弊病日益加剧。一方面是吏治愈加腐败，满清中叶至后期，贪污腐败之风盛行。另一方面，政治环境的不稳定更加催生了阶级矛盾的激化。统治阶级的横征暴敛激化了官民之间的对立，民间起义层出不穷。同时，地主豪强加速兼并土地，形成巨大的贫富差距。清王朝国势日益衰微，高度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和实行强有力的闭关锁国政策，使得统治者对外部世界的发展和变化一无所知。整个清王朝的封建统治呈现出一种日薄西山、风雨飘摇、朝不保夕的脆弱状态。
其次是外来侵略造成民族危机的不断加深。17世纪中叶，英国完成了资产阶级革命，机器工业逐渐代替了工场手工业，世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力得到了极大的解放，国民经济飞速发展。为了寻找商品的倾销市场并掠夺原料产地和人力资源，它们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一股侵略狂潮。1840年，英国通过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的大门，成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从此，西方殖民主义强国不断地向中国发动侵略战争，中国被迫与之签订一个个不平等条约。中国社会成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民族危机不断加深。此时，中国社会正在面临着重大的历史转折。
面对内忧外患、危机四伏的社会现实，以天下为己任的士人不得不深入思考如何改变这种现状，如何运用适宜的文学体裁和手段来反映这沉重的社会现实。因此，手中的笔是文人们的唯一武器。
（二）历史积淀的文化传统
一代之治，即是一代之学。常州词派的文化品性，正是得之于乾嘉经学的兴盛。例如，常州经学家刘逢禄于“倚声之学，犹复佩究，源流”，编成《词雅》一书。张惠言毕生治经以《周易》为重点，且专治汉末大师虞翻《易》学。谭献将清词创作分成“才人之词”、“词人之词”和“学人之词”，张惠言、周济等词人被归为“学人之词”的代表。确实，常州词派涎生于乾嘉经学的学术氛围之中，其代表词人多兼为经学家，长期受经学的思维模式和研究方法之浸润熏染，故其创作心理、词作格调、批评观点及释词方法，都显示出与经学相关的文化品性。
同时，儒家诗教也成为词学领域最为重要的导引和制约因素。作为中国文学观念的基本理论原则，儒家诗教与政治观、道德观的融合，已经内化为广大文人学士的灵魂。常州词派的先驱张惠言也曾在《诗龛赋》中表达了他对诗学的认识，他倡言诗教，以“政达”为旨归，以儒家之仁义道德为内涵，别裁伪体，质中雅正。
在以上的经学和诗学背景之中，我们可以发现此乃常州词派形成并发展的重要基石。
（三）优厚稳定的地域环境
常州位居长江之南、太湖之滨，处于长三角中心地带，经济基础优厚，社会环境稳定。
纵观常州两千五百多年的发展历程，其独特的地域环境使得历史文化转化成为了产生“士”阶层的沃土。春秋时期的“延陵世泽，让国家风”，象征着儒家以德为本、美善相兼的悠久传统，成为常州一地士人不可移易的精神支柱。对儒家传统的崇仰和追求，通过家传、师承、办学、交游、科第等种种途径，把士人集结成一股不可轻视的社会文化力量。与此同时，近代思想家龚自珍注意到常州士人的地域性群落分布，以“天下名士有部落，东南无与常匹俦”专咏其盛况。他在诗中盛赞的常州士人张琦、张惠言、丁履恒、李兆洛、陆继格等都属于常州词派骨干。
龙城常州，历来是文化名城，人杰地灵，英才辈出。各朝各代均有名士大家在此地出生，留芳后世。自隋唐代开科取士以来，常州出过1546名进士，其中状元9名、榜眼8名、探花12名。出过宰相15位，尚书26位，侍郎17位，都御史、总督、巡抚25位。南朝齐、梁时代，还出过萧道成、萧衍等5位皇帝。
到了近代，临近上海的地域因素成了常州近代发展的一项重要因素。在晚清以前，常州人向外流动的方向主要是京城，其目的是为官或者求学。而近代，上海则取代了北京，成为对常州人聚集的中心。上海的西式生活和高度发达的商业社会影响和改变着整个江南地区，也影响了常州的文化。上海既是常州文人的一个重要聚集地，也是常州走向近代的一个助推器。在上海的影响下，常州文化从传统文化开始向现代城市文化转型，常州文人也从传统文人向近代知识分子转型。
另外，常州本地近代工商业的发展也为以常州词派为代表的近代文化提供了优厚的物质基础。工商业的发展带动了整个地区经济的繁荣，原有府县城的政治功能开始削弱，为生产流通和生活服务的功能不断加强，城市布局发生变化，近代公共和文化设施开始出现，常州人的取向也开始从做官向工商转变，常州向着一个近代化城市逐步演变。 因此，常州词派作为常州近代文学的重要代表，在优厚稳定的地域环境中不断汲取养分，成为中国近代文学中人员最众、影响最大、持续最久的一支文学流派。
二、常州词派产生发展的精神气候
（一）寒士心态
所谓“寒士”，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认为，寒士实以在常州为典型，即“寒士素惯淡泊，故得与世无竟，而终其身于学”。
具体来说，我认为常州的寒士多是指常州词派发轫时期的封建文人。他们是黑暗腐败的封建统治的直接受害者，多表现为出身清寒、仕途失意。例如：常州词派的创始人张惠言出身于一个屡世为儒而科名不显的清贫家庭，四岁而孤，中嘉庆四年的进士，官翰林院编修，末几病故，年仅四十二岁。李兆洛为嘉庆十年进士，曾官安徽凤台县知县，后弃官主讲江阴书院近二十年。周济官淮安府教授，后辞官，退隐南京春水园。董士锡为副贡生，家清贫，客游四方。庄棫先世业淮盐，为富商，后家道中落，科名仅为诸生，贫病交加，漂泊江湖。从张惠言、李兆洛到周济、庄棫，他们均总持常派风气、主盟常派词风百余年，是常州词派发轫开拓时期的核心人物。我们可以发现，他们中的人要么是仕途失意的中下层官吏，要么为贫弱“苦寒”的布衣书生，称他们为“寒士”不为过。
时值嘉庆皇帝亲政，虽然他想广开言路，重症朝纲，但政治腐朽的态势已是人力难挽回。面对着“殆将有变”的政治境况，“寒士”阶层虽然对朝廷充满疑虑和怨愤，不满生活境遇、害怕因言致祸，但又因朝廷“广开言路”带来的机遇而期盼摆脱困境，于是，畏惧与依附，守志与用世，自恃清高与不平哀鸣……交织成为一种复杂不平的心态。这种心态，曾被张惠言物化为一个“寒蝉”的形象，具有时代的典型性。
（二）词学理论构建
常州词派是一个重视词学理论构建的词派。从张惠言、周济到谭献、陈廷焯无一不注重自己對词学的认识，正是他们不断修正、开拓自己的词学理论范畴，才使得常州词派在近代文学史上留下重要的痕迹。
首先是张惠言通过编选《词选》、编写《词选序》，标举了自己的词学主张，即：尊重词体、崇尚比兴、区别正变。所谓尊重词体，就是提高词的文学地位，加深词的文化品格，使得词成为文人士大夫抒情达意的文体。崇尚比兴，即张惠言所说的“意内而言外谓之词”，感物而发。区别正变，就是以比兴雅正为准则论词，要求词的创作积极关涉现实生活，疗救词坛的空虚。其次是周济继承并发展了张惠言的理论，他更加强调比兴寄托，认为“非寄托不入，专寄托不出”。而后谭献的“柔厚”理论和陈廷焯的“沉郁”理论，使得常州词派的理论建设渐趋完善。
常州词派在词学理论上的主要贡献在于它发现和提出了尊重词体的逻辑命题。其主旨是把词的“能言诗之不能言，而不能尽言诗之所能言”的曲折低婉的艺术特性与诗骚的寄托忠爱、感慨盛衰、抒发心性的教化功能相联系，论证词旨与诗教相通，词与诗一样需要世人尊重，词不再是所谓的“诗余”，词乃有其自己的气质和风骨。常州词派的词人以其异军突起的姿态对晚清近代词的内容和风格进行了革新，从而使词的特质变得更加丰富多彩。
三、总结
满城风雨，殆将有变。
常州词派从产生发展，到成为近代文学史上的一座重镇，与其特定时期的时代土壤和常州文人的精神气候有着紧密的联系。内忧外患的政治环境，充满历史积淀的文化传统，优厚稳定的地域环境，外部的时代土壤为常州词派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寒士心态和词学理论构建则成为了常州词派兴盛发展的内在动力。
综上所述，伴随着中国近代化的历史进程，常州词派作为发生、发展于这样一个特殊历史时期的中国近代文学流派，既继承了古代文学的精华，又为促进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起到了纽带与桥梁的作用。
参考文献：
[1]程翔章，邱铸昌.中国近代文学[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2]赵伯陶.张惠言暨常州派词传[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
[3]莫立民.近代词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
[4]朱德慈.常州词派通论[M].北京：中华书局，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