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特劳斯的现代性批判问题从雅可比认识论问题开启,在认识论批判中,延伸出对启蒙的批判,并由此发现启示与理性之争。结合其犹太人背景,施特劳斯将启示与理性之争在犹太人问题中深化为神学-政治问题,并由此展开了对宗教的批判。通过启蒙批判、犹太问题、宗教批判施特劳斯发现所有的问题似乎都在指向启蒙以后确立的现代性问题,并借此展开对现代性的考察。通过对现代性方案以及现代性特征内涵的考察,施特劳斯终于确定现代性问题源于现代性所确立方案。施特劳斯看来现代性危机所反映出的现代性问题,源于现代性本身或者说现代性方案本身就蕴含着问题。现代性方案本欲依靠实证主义科学构建出一种由诸民族构成、各民族自由平等的普世社会（the universal society）,并在科学技术的帮助下给全人类带来普遍富裕与幸福,将人从神的奴役中解放,消除人类之间冲突与战争,实现全人类自由平等和谐共生。但是现代性方案在实践的过程中走向了自己的对立面,现代性取代了神控制了人,人沉浸在现代化的物欲之中,丧失了对本真的追求。这不仅背离现代性方案的初衷,更是让人们对现代性问题感到困惑,方案与结果为何会相互背离。最终施特劳斯发现了哲学的隐匿教诲,施特劳斯认为现代问题的主要原因是现代政治哲学对古典政治哲学拒斥,造成了事实与价值的分野。而这种情况的出现与现代政治哲学与古典政治理性的断裂有着密不可分的原因。施特劳斯通过哲学的隐秘教诲发现了现代性危机的出路,意欲通过对古典自然权利的重构来解决现代性危机。并认为只有重新寻回人对古典政治理性的追求,才能纾解现代性危机。只有人类恢复了古典政治的生活方式,重新追求美好生活,致力为实现唯一好的社会,才能拜托现代性的梦魇。而这一切的最终都要通过教育来实现,通过教育培育成为绅士的哲人,通过教育来梳理人们对古典政治生活的向往,通过教育来教导树立一种面向生活的政治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