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扫黑除恶斗争开展以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陆续联合发布了一系列指导意见,为黑恶势力犯罪案件的司法认定指明了新方向,实务中涉黑涉恶刑事案件数量激增,对案件办理质量提出了新的挑战。为贯彻落实“实事求是,有黑扫黑、无黑除恶、无恶治乱”,确保专项斗争在法治轨道上运行,对黑恶势力犯罪组织作出客观、准确的司法认定尤为重要。专项斗争也引起了国内学界对黑恶势力犯罪组织司法认定的关注,诸多学者贡献了自己的理论研究成果,其中以陈兴良教授、周光权教授、刘仁文教授等为代表,均在学术期刊上发表了相关文章,从不同角度阐释了关于司法认定的观点。域外研究并没有“黑恶势力犯罪”的概念,比较相近的是“有组织犯罪”这一基础概念。相比之下国际上对于有组织犯罪定义更侧重于实施共同犯罪行为本身,较少体现出政治性和反社会性,而黑恶势力犯罪则额外表现出对一定区域的非法控制或影响,具有一定中国特色,故域外关于有组织犯罪理论的研究仅具有部分参考价值。本文主要采用文献分析法和案例分析法进行研究,一方面整合当前学界提出的前沿观点,汲取各家学说所长,对国内研究现状综合分析,借鉴前辈的观点说理;另一方面从两起实际发生在D市的黑恶势力犯罪案例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分析当下的司法认定的现状、揭示疑难问题,并尝试提供解决思路。第一起案例是丁某利等人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案,该组织盘踞在D市北部某镇近三十年,属于典型的利用宗族势力横行乡里、残害百姓的“村霸式”黑社会性质组织;第二起案例是丁某臣为首的恶势力犯罪集团案,该组织根植于D市某高校内,系欺行霸市、强买强卖、垄断校内商业活动的“行霸”恶势力。对“涉黑涉恶”犯罪组织的司法认定围绕四个特征进行,提出、解决问题也从四个特征的角度出发。组织特征方面,案例中的司法认定过程缺少对组织成立时间起点的明确表述,可能导致组织存续时间的错误提前,造成首要分子承担刑事责任范围扩大或组织参加者的错误认定,不利于保障被告人权利;认定组织成员的标准不清晰,有不合理拔高或降低标准的情形,例如D市司法机关将至少构成一起个案犯罪,作为认定黑社会性质组织参加者的必要条件,致使实践中尚没有对被告人单独判处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的情况。经济特征方面,“有组织地获取经济利益”认定不清,犯罪组织获得经济利益的手段认定常常被忽略;认定“支持组织活动”存在形式化、简单化的问题,普通的集体消费行为与支持组织活动的行为难以准确剥离。行为特征方面,“有组织违法犯罪行为”的范围圈定不准确,通常组织成员结伙实施的犯罪皆被视为组织犯罪;“软暴力”手段在行为特征中的定位不明确,认定采用“软暴力”手段实施违法犯罪的恶势力困难。危害性特征方面,“非法控制”与“重大影响”的内涵有争议,定性存在困难;危害性的认定有机械化倾向。本文通过阐释对相关规范性文件的理解,探究立法本意,解释和细化认定规则,针对实务中特有的一些问题提出意见并探讨解决方案。组织特征方面,探讨认定黑社会性质组织存续起点阶层标准的具体适用,提出恶势力违法犯罪组织认定存续起点时可参照该阶层标准并适当放宽;明确组织参加者的认定标准,指出在认定某一被告人系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参加者要求另有一起个案犯罪“支撑”,偏离立法原意。在经济特征方面,提出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经济活动也有组织性要求;在认定“支持组织活动时”应以对组织实际产生帮助作用为标准,特别注意与正常消费支出、合理人际交往相区分。行为特征方面,针对有组织违法犯罪范围的认定,提出“组织意志”的概念,明确在组织意志范围内的实施的违法犯罪等活动才能计入行为特征;探析软暴力犯罪在行为特征中的地位,在认定涉黑犯罪中坚持以“暴力威胁为底线的三手段包容说”,并提出软暴力可以成为恶势力犯罪的单一手段。关于危害性特征,指出危害性特征认定机械化倾向的危险,应结合群众心理影响等因素综合判断;创新性地提出非法控制与重大影响在一定区域、一定行业的对应关系,以此辨析二者的认定标准,帮助危害性特征的认定规则清晰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