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有诸多研究表明,在不同文化背景下,婚姻质量的影响因素存在差异。目前,我国对婚姻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内地经济发达地区的汉族已婚人士,很少有研究涉及经济贫困地区少数民族的婚姻关系。以往对新疆维吾尔族群体的婚姻研究,主要集中于法学和宗教学的角度对维吾尔族婚姻进行描述,很少基于心理学角度对其进行量化探索。由此,本研究的目的在于1)修订适用于新疆维吾尔族家庭的婚姻质量问卷;2)考察新疆维吾尔族和汉族家庭的婚姻质量现状;3)探究新疆维吾尔族和汉族家庭的婚姻质量于压力应对方式之间的关系。由于目前尚无可以用来评估维吾尔族婚姻质量和压力应对方式心理测量工具。本研究一首先对测量工具进行了修订,形成具有跨文化一致性的国语版和维吾尔语版测量工具,为后续新疆维汉家庭婚姻质量的异同比较提供可靠的心理测量工具支持。基于心理理论,生活在同一地区有着不同语言习得方式的维汉群体,在情绪调控策略方面存在差异,而这种差异直接影响个体应对压力的结果。目前有诸多研究结果显示,不同压力应对方式与婚姻质量显著相关。而很少有研究探索,在同一生活环境下,不同语言习得方式的群体婚姻质量与压力应对方式的关系。由此,在本研究二和研究三中,将采用外显和内隐两种测量方式对新疆维/汉家庭婚姻质量和压力应对方式的关系进行探索。在研究一中,将《中国人婚姻质量问卷》（国语版）修订形成《简易中国人婚姻质量问卷》（国语版）对生活在230名汉族被试进行施测;同时,将《中国人婚姻质量问卷》（国语版）修订形成《简易中国人婚姻质量问卷》（维吾尔语版）对233名维吾尔族被试进行施测。结果显示,其组成信度（CR）在0.77～0.83之间,其区分度（AVE）在0.40～0.52之间,验证性因素分析,其修正拟合指数CFI=0.98,IFI=0.98,RMSEA=0.03,说明其信效度良好。采用同样的方式对《简易应对方式问卷》进行修订,修订形成的《应对方式问卷》（维吾尔语版）和（国语版）组成信度（CR）在0.64～0.74之间,其区别效度（AVE）在0.38～0.42之间,达到测量学的要求;并通过验证性因素分析,CFI=0.99、NFI=0.96、IFI=0.99,RMSEA=0.02说明该问卷的结构效度良好。修订后的《简易中国人婚姻质量问卷》（国语版）和（维吾尔语版）均包括四个维度,分别是:夫妻互动、情感体验、化解冲突和婚姻观念。修订后的《应对方式问卷》（国语版）和（维吾尔语版）包括两个维度:回避问题和解决问题。在研究二中,采用《简易中国人婚姻质量问卷》（国语版）和（维吾尔语版）和《应对方式问卷》（国语版）和（维吾尔语版）对219名汉族被试和214名维吾尔族被试的婚姻质量和压力应对方式进行了考察,并就其压力应对方式与婚姻质量的关系进行了探索。首先对新疆家庭婚姻质量的问卷测量结果进行比较发现,维吾尔族总体婚姻质量显著比汉族高,主要反映在情感体验和婚姻观念两个维度。在新疆维汉家庭压力应对方式与婚姻质量的关系考察中发现,新疆维汉已婚人士在回避问题与婚姻质量（主要在情感体验和婚姻观念两个维度）的路径系数存在显著差异:对于维吾尔族,回避问题对婚姻质量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而对于汉族不存在这样显著的预测作用。考虑到问卷调查法的主观性和社会赞许效应,在研究三中将采用GNAT（go/no go associate test）内隐联想测验进一步验证压力应对方式与婚姻质量之间的关系。对汉族已婚被试48人,维吾尔族已婚被试43人进行施测。以民族（汉族、维吾尔族）、匹配水平（2:情感体验＿回避问题、婚姻观念＿回避问题）为自变量,以GNAT任务中根据击中率和虚报率计算出的辨别力指数d’为因变量进行2×2的两因素方差分析。结果发现,相对于汉族,维吾尔族个体的回避问题应对方式与婚姻质量（主要是情感体验维度）的关系更紧密,该结果与研究二的结果一致。综上本研究可以得出如下结论:1、修订的《简易中国人婚姻质量问卷》（国语版和维吾尔语版）达到心理测量学要求,可以用来评估新疆汉族已婚人士的婚姻质量;《应对方式问卷》（国语版和维吾尔语版）达到心理测量学要求,可以用来评估新疆汉族群体的应对方式;2、基于外显问卷测量发现,总体上维吾尔族个体的婚姻质量优于汉族家庭,应对方式对维吾尔族个体的婚姻质量具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3、基于GNAT内隐行为测量分析,相对于汉族,维吾尔族个体的婚姻质量与应对方式之间的关系更紧密。该结果提示,对于维吾尔族已婚人士,改善应对方式可能会明显地有助于改善婚姻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