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以实现庭审实质化为主要改革内容。刑事诉讼中的多方活动实质上是控辩双方博弈较量的过程,证据作为其较量的核心和基础,它的矛盾运动推动着诉讼活动的前进。因此基于应全面、准确了解案件事实的需要,辩护证据作为保护犯罪嫌疑人与被告人的有力武器,应与控诉证据居于同等甚至更为重要的位置。它的充分适用能够保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与公诉机关拥有平等的诉讼地位,其作为人的基本尊严能够得到尊重,权益也受到保障,以此达到积极的辩护效果与审判效果。但司法实践中,辩护证据自发现、收集至运用的一连串流程并非完美。无论是司法机关还是辩护律师,在适用辩护证据的过程当中都出现了一定问题,导致庭审结构出现向控方倾斜,辩方被动失语或主动缺位的情形。对于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而言,辩护证据的缺失及消极适用使辩护人无法尽职履责实现有效辩护,权益保障也无从谈起。刑事审判这种兼具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的诉讼形式也变成了“走过场”。因此,本文的主要目的是通过分析现有辩护证据制度并探究其完善方法,助力实现以“审判为中心”的司法改革进程,增强证据在庭审过程中所发挥的对抗作用。通过文献研究与比较法研究两种方法,针对当下辩护证据收集难、运用难的问题,规范侦查、审查起诉中的辩护证据收集制度,以及审查起诉与审判过程中的非法证据排除制度;针对辩护证据存在率低、适用率低、采纳率低的问题,通过完善相关制度、提高辩护律师专业素质等,改善实践中辩护证据的司法适用难题,提高公众对我国刑事司法制度的尊重与信任。本篇文章主要由以下五部分构成:第一部分为绪论。主要探讨本文选用“辩护证据”一题的原因,并对与之相关的文字材料进行梳理,从辩护证据的理论界定、我国刑事诉讼过程中辩护证据的司法适用两个方面形成文献综述,同时阐释了选题的意义。第二部分为辩护证据的概念界定。传统刑事诉讼法理论中并没有对辩护证据的概念进行明确界定,因此通过理论分析明确辩护证据的具体内涵,有助于理解并帮助辩护证据在诉讼过程中能够正确适用。第三部分为对域外辩护证据收集方式的探讨。通过了解域外法治发达国家辩护证据的获取方式,主要包括律师取证权限、控方证据开示制度等,为后续我国完善相应制度提供思考与借鉴。第四部分为当前我国刑事诉讼中辩护证据司法适用的现状。从控辩双方的角度分别阐释了现有司法体制下辩护证据适用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及原因,从源头解决辩护证据适用率不高、适用效果不好的问题。在辩方对辩护证据的适用过程中,收集及发现手段具有较大的局限性,辩护律师取证能力及运用证据辩护的能力不高;控方作为辩护证据的主要收集、运用主体,片面收集证据,证据材料趋于有罪化,忽视辩护证据的收集与运用,法官在裁判中有失中立性。以上问题反映出对我国诉讼理念及诉讼程序的理解存在误区,不利于犯罪嫌疑人及被告人的权益保障,同时也将对我国司法公信力产生不良影响。第五部分为对我国辩护证据制度后续完善发展的构想。从立法、司法机关以及辩护人尤其是律师三个方面对辩护证据的适用提出了自己的思考与见解。其一,完善刑事诉讼立法中的证据尤其是辩护证据制度,扩大辩方的取证范围及取证权限,并为其提供救济制度保障;建立第三方证据审查机制,改善证据的采纳与评价机制。其二,提高司法机关适用辩护证据的能力,保证诉讼过程中证据适用的全面与平等。其三,加强对辩护律师的专业技能培训与职业素养,提高辩护质量,使辩护证据发挥其原有保障犯罪嫌疑人及被告人权益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