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世纪至十八世纪中期,即日本德川幕府时代,是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朱子学受到古学派挑战,也是徂徕学由盛转衰的历史时期。本文结合荻生徂徕各阶段的著作,以及徂徕生平、活动的史料,考察这一阶段徂徕学的发展过程,并勾勒出儒学在近世日本社会中的实际状况。一方面,由荻生徂徕(1666-1728)构建的“礼乐”思想及其经世论,使得徂徕学在江户学界独树一帜。徂徕学的礼乐论包含了三方面内涵:首先“礼乐”处于徂徕思想体系的核心地位,它经常被等同于“先王之道”,即“道谓礼乐者也”。其次,徂徕的“礼乐”是一种可以被实践的教养,通过“礼乐之教”来引导人“成德”,即“先王之四术”,这时“礼乐”是一种外在的道德规范。第三,“礼乐”作为一种理想的社会制度,经徂徕之手,被转化为“祭政一体”的政治理念。需要注意的是,与当时日本社会内部儒者热衷于解读和实践《文公家礼》不同,荻生徂徕的礼乐论绝非是要恢复古代中国的礼仪和条文,而是意在重构日本的道德规范与社会制度。徂徕学派文士们所进行的教育(先王四教)、政治(三代追思)和对外交往活动(与朝鲜通信使之笔谈),很大程度上是得以此理论为前提进行展开的。遗憾的是,徂徕的礼乐论未能被江户社会所接纳,宽政以降,徂徕学逐渐没落甚至无人问津,归根结底是幕府的有意打压。序章对中日学界的徂徕学研究进行了回顾,阐明论文的基本框架、研究方法与研究意义,分析了对徂徕学再研究的可能性。认为,在先行研究已极度充分的当下,从东亚的视角审视徂徕学特别是其礼乐思想,使再研究成为可能。第一章主要讨论荻生徂徕的学术背景及思想渊源,通过考察荻生徂徕的生平及交往可以发现徂徕学的形成过程,认为徂徕学独特的方法论应部分归结于独特的经历。同时本文认为,朱舜水的古学思想间接影响了徂徕、徂徕早年对“诸子学”特别是对荀子思想的重视对徂徕学的形成有决定性的影响。第二章以徂徕各阶段经学、儒学类的著述为中心,论述了徂徕学“先王之道”的主要内涵与形成逻辑。认为荻生徂徕对“道”的认识并非一蹴而就,“先王之道”的形成是徂徕从朱子学体系和方法论的全面脱出的结果。第三章重点考察了荻生徂徕礼乐论的内容。徂徕将“礼乐”视为道德规范和社会秩序论,“礼乐”的内容除了上述三个方面外,最重要的是,徂徕强调“礼乐”背后,实际上暗含了另外一种超越“礼乐”的典范秩序——祭政一体,在这个体系下,井田制、封建制、重农思想都被囊括其中,而徂徕认为,在东亚世界内只有日本才有实现这种制度的可能。第四章具体论述“礼乐制度”论是如何展开的。以荻生徂徕著作《政谈》、《太平策》为核心,考察徂徕的制度论的实际样态,并指出:“礼乐制度论”(礼乐刑政)的实质是封建井田(复古)与“法治”的导入(郡县),是不变的制度与变异的风俗的结合。也正是因为徂徕这种制度论所体现出来的张力,才能够接纳“利”、“欲”、“事功”等被朱子学排除在外的思想。但是,“礼乐”本来是徂徕学中一个完整的体系,一旦成为实际的操作手段,就破坏了它的完整性。第五章论述了徂徕礼乐论在近世日本遭受的曲折。考察徂徕学派的活动,可以发现无论是作为教育实践行为的“礼乐之教”抑或是徂徕对江户社会的改革陈情,最终都以失败而告终。另一方面,徂徕学在风靡一时之后,宽政年间以降遭到了来自朱子学派和幕府的双重打压,“礼乐”也逐渐转化成了一种功利主义,“追名逐利”的徂徕像就此形成。结论旨在阐明近世徂徕学的意义。本文认为,荻生徂徕确实引导了日本考据学的兴起,但是考据的方法只是作为徂徕学的一种手段之一,而徂徕通过此种方法来阐发出的“实理实学”的意识,才是推动后来的日本思想史前进的真正动力。第二方面,从内部的思想发展逻辑来审视徂徕学的“礼乐”,可以发现近世的东亚世界,实际上仍是一个由共同思想连带的整体,徂徕思想中的理性主义仍值得今人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