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阐释是西方后现代话语中的一个重要特征，可将其细划分为不可阐释、不必阐释、不该阐释三种情况。同时，从阐释学的层面来考察中国“不言”，又可发现，儒家之“不言”是有话不说，道玄之“不言”是有话难说，禅宗之“不言”则是无话可说，这也可以大体代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的三种反阐释观念。如此则比较可知，在外部姿态上，西方的反阐释既是阐释的发展，又是阐释的颠覆与反叛，有刻意性的成份贯穿其中。而中国的“不言”，则没有时间上的先后承续，与阐释并行不悖，并在后世多为演变成创作层面中的“无言”，具有不自觉性。在内在模式上，西方反阐释是作为本体论的语言面对被消解的、濒临危机的意义，而中国的“不言”则是作为工具论的语言面对无限的意义。这也导致了反阐释策略上的相应变化，西方是文本“体验”，而中国则是本质妙悟。此外，中西反阐释还有着理论本身的共通统一和相似的价值意义，具备探讨的可能性和必要性。有理由相信，中西反阐释理论必然被通过有效的梳理与挖掘而树立其地位，它既是在传统的阐释之外，又归属于阐释学，只不过，它是以一种反阐释的方式来进行阐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