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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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媒介技术的兴起给现代网络社会带来一种新的奇观,公众更愿意关注情绪化的内容而对事实信息不屑一顾,因此建构了后真相的传播样态,情绪叙事的转变一再促成线上或线下各种人群的聚集和狂欢。而矛盾重重的舆情危机事件最容易引发情绪传播,造成了网络空间的情绪失衡,给网络环境甚至现实环境带来了种种治理难题。基于此,本文以公众情绪为研究对象,探究情绪在舆情危机事件中的传播机制,主要包括情绪的传播路径、传播效应以及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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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媒介技术的兴起给现代网络社会带来一种新的奇观,公众更愿意关注情绪化的内容而对事实信息不屑一顾,因此建构了后真相的传播样态,情绪叙事的转变一再促成线上或线下各种人群的聚集和狂欢。而矛盾重重的舆情危机事件最容易引发情绪传播,造成了网络空间的情绪失衡,给网络环境甚至现实环境带来了种种治理难题。基于此,本文以公众情绪为研究对象,探究情绪在舆情危机事件中的传播机制,主要包括情绪的传播路径、传播效应以及如何降低负面影响的策略。在研究情绪传播路径时,将情绪传播分为情绪产生期、情绪扩散期、情绪消解期三个阶段。其中,公众情绪在产生期,个人情绪因舆情危机事件刺激而被激发并沿着个人社交网络进行情绪分享,相似情绪不断聚合形成群体情绪。此时公众情绪并不冷静,负面情绪占据主导地位;在情绪扩散期,此时因舆情危机事件的细节不断补充使得公众情绪不断冷静,公众情绪随着个人观点的深入而更为理智;在情绪消解期,公众情绪会随着新的危机事件出现而被转移,但情绪转移并不意味着情绪不会再次重聚,只有危机事件被彻底解决,公众的负面情绪才会就此消解,情绪传播就此告一段落。在舆情危机与情绪传播互为演进过程中,一方面舆情危机是情绪传播的刺激源头,没有危机的出现,情绪不会被激发。另一方面,情绪是舆情危机事件爆发的主要动力,推动着舆情危机事件不断演进至下一阶段。而且舆情危机的三个阶段与情绪传播的三个阶段并不是一一对应的,个体情绪的产生贯穿于舆情危机演进的各个时期。为了使阐述更加明晰,本文以“货拉拉女乘客跳窗身亡事件”、“成都四十九中学生坠亡事件”作为主要案例分析情绪的演进路径。同时,本文在分析公众情绪传播路径的过程中,也考察了情绪传播带来的释放公众压力和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积极效应,以及情绪传播造成的扭曲真相、损害道德秩序等网络失范现象。但最后的落脚点是根据情绪发展的三个阶段提出相应对策,在情绪产生期尊重事实而非渲染情绪;在情绪扩散期重视情绪而非压制舆论;在情绪消解期解决危机而非转移矛盾,希望通过这几点降低情绪传播的负面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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