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前的“科玄论战”是我国思想史上的一场重要论战。这场论战是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一次直接而深刻的交锋。不仅涉及中西学理之争,而且涉及人生目的之争。梁漱溟虽然没有参与论战,但他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却对论战具有决定性的影响。该书一出版就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与热烈的讨论,一年内就出了三版,每出一版都被抢购一空,至今已有多家出版社出版过该书,印刷次数和发行数量在学术类著作中是很少见的,对我国教育、思想和文化界的影响可想而知。笔者不想止步于“可想而知”的水平,而想通过深入全面的个案研究来揭示梁漱溟与“科玄论战”的真实关系,并进而探究这种关系对于我们今天的学术探讨之态度以及国家发展道路之选择的意义。本研究发现,“科玄论战”的起始时间还可以向前延伸。学界通常认为科玄论战始于1923年2月,其标志性事件是1923年2月14日张君劢在清华大学发表的“人生观”讲演,对“科学万能”的思想倾向提出批评,结果遭到了丁文江的驳斥。本研究表明,“科玄论战”至少应该提前到1921年,以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发表为标志。梁漱溟才是“科玄论战”真正的发起人。他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在对比中西文化差别时首次使用“科学”与“玄学”两大范畴来分别代表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的“特异彩色”,首次让这两大范畴当面对垒,实际上已经拉开了“科玄论战”的序幕。《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在对比“科学”与“玄学”时,已经十分明确地将其提到“中西文化根本之不同”的高度,实质上已经拉开了论战的架势。但这种讨论只是梁漱溟自己跟自己的思想论战,而他对于“科学”与“玄学”的态度是“中立而不倚”的。其结果是,虽然此书拉开了“科学”与“玄学”论战的“架势”,却并无“战争”的火药味,学界认为他没有参战也情有可原。然而,梁漱溟拉开的“科学”与“玄学”论战的“架势”,为后来各执一端针锋相对的论战埋下了伏笔。综观“科玄论战”,论战双方其实基本上只是对梁漱溟有关科学和玄学的思想做了各执一端的阐发和取舍,并未超出梁漱溟为科学和玄学所定的基调,也没有超出梁漱溟对于科学和玄学的思考水平。“科玄论战”已经过去了整整一个世纪,通过研究梁漱溟对于“科玄论战”的影响,我们可以比较冷静客观地思考这场论战的意义,可以一分为二地评判科学派和玄学派的是非曲直,可以对保守主义与激进主义的功过是非重新做出比较公正的评估,可以对中西文明孰优孰劣的老问题进行更加理性更加深入的思考。这对于恢复文化自信,防止复古主义和激进主义两种偏颇,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