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城乡人口的大规模流动,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问题逐渐凸显。本文将新生代农民工界定为年龄在25岁以下,户籍在农村,但却在城市工作生活的一个年轻群体。基于“推拉力理论”、“社会排斥理论”和“托达罗的人口流动模式”三种理论范式,论文首先就新生代农民工的自身特点和市民化困境进行了阐述。论文指出新生代农民工与他们的父辈有着很大的不同,年龄轻、受教育程度高、生活期望高、耐受力低、择业观和就业观的目标以及自身定定位模糊等是这一群体所具有的共性。这些共性既促使他们有着强烈的市民化诉求,也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他们顺利完成向市民转型的障碍。现阶段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市民化程度很低、市民化存在着困境,体现在以下四方面：工作状况与薪酬待遇、住房与社会网络、健康与教育培训以及政治权益与社会保障。从这四个方面来看,新生代农民工还无法平等地共享城市公共物品的供给,无法获得及时有效的合法权益的保护,无法获得更多的实现自我发展的机会。可以说,他们是城市发展中的盲点,是一个处于边缘的群体。他们来到城市,接受的是新的城市文化的洗礼,长时间的城市打工生活,使他们更加的渴望留在城市,而不愿意再回到农村,实际上就算是愿意回到原籍,他们也无法适应家里的生活。新生代农民工虽然有着强烈的角色转变愿景,但是,他们所面临的却是主观上自己想与客观上客体不接纳的矛盾。城市居民中的很多人对于新生代农民工是不认可的,市民是新生代农民工走进城市接触到的主要对象。所以,市民的歧视会严重削弱新生代农民工对城市的归属感和认同感。为了使文章的分析更具说服力,本文以经济学的视角,利用经济统计软件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现实阻碍进行定量分析。通过选取年龄在25岁以下的长三角地区的721名新生代农民工为样本,把市民化程度做为因变量,把上文分析的四个维度继续细分为相应的指标作为自变量,做相关性检验。其中薪酬待遇、居住条件、群体性歧视、社会交往、组织平台、法律保护、受教育程度、入城时间、社会保障这9个变量通过了检验,结果表明这9个变量对于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困境的产生是有显著性影响的。在接下来的原因剖析中,论文将导致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困境的原因归纳为制度上的硬约束和非制度上的软约束。在制度制约中,户籍制度的制约已经明显显减弱,社会保障制度、就业管理制度的制约却呈现出逐渐加强的态势。这三种制度的缺失,使得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缺少坚强的后盾和制度保障。户籍制度严格限制了城市的落户条件,社会保障制度和就业管理制度的不完善则致使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缺乏政策扶持和物质保障。所以,不可否认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困境的产生是有着深刻的制度原因的。但除了制度制约外,非制度约束的影响也是不容小觑的,在某种意义上说,它所带来的影响并不小于前者,这些影响在城市化视角、社会学视角、管理学视角以及人力资本视角下都有体现。主要包括薪酬待遇底及市场压力大带来的高额市民化成本、资源紧缺和空间狭窄带来的生存危机、社会交往的局限以及农民自身的素质水平低和组织平台的缺失等等。这些非制度约束都或多或少的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产生影响,只是影响的程度不同而己。文章最后一部分主要阐述了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路径选择和机制设计。主要包括放宽城市落户条件,把教育程度和入城时间作为标准。完善社保制度,通过完善公共服务体系、住房保障体系和就业扶助体系,为新生代农民工创造一个良好的城市生存空间,降低市民化风险。除此之外,还要消除市民化的软约束,通过教育培训,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的自身素质、工作技能和职业素养,在此基础上,通过组织管理,建立组织平台,通过媒体的宣传带动为新生代农民工创造一个良好的社会交往环境,消除来自于外界的歧视,为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创造一个良好的内外部环境。与此同时,法的力量不容忽视,要不断建立和完善相关的规章制度和法律法规,加强新生代农民工对法的认知,促使他们通过法律途径维护和保障自身的合法权益,使其免遭伤害,为市民化提供法律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