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我国出现以真实生活为创作素材的纪录作品开始,至今已有一个多世纪,我国的纪录片作品经历了不同时代的政治风云与社会的变化,走过了从片段式的简单记录到政治斗争的工具,到展现国家大好河山的精英纪录片,到新纪录运动,再到新世纪以来“互联网+纪录片”新形式的漫漫长路,拍摄技术逐渐成熟的同时,纪录片所呈现的传播知识、承载历史、记录生活、精神娱乐的功能也使得它成为我国影视业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是,我国纪录片产业的发展中创新开发和价值多元性是短板。从市场层面来说,我国纪录片一直以来是能够通过电视媒体观看的免费资源,为获取资金有的纪录片制作方甚至过度迎合市场向综艺节目学习,最后不仅没有解决问题还引起了纪录片市场的低迷;从国家扶持力度来看,政府力量一直是纪录片发展格局的有力影响者,从资金投入到价值观引导再到制成播放都形成了一套较完整的流程与规定;从纪录片市场受众来看,当今的受众群体已经从过去的中老年年龄层到年轻一代,因为新媒介技术从诞生就与年轻人有着相同气场,也就是说纪录片的制作应该面向青少年群体。纪录片在社会环境的变化和种种因素的制约下探索前行,“网红”纪录片随之的诞生,尽管不是由“网红”纪录片直接产生的纪录片新场域,但它却是让新场域得以显现的大门,因此“网红”纪录片以及背后的新场域应该受到高度重视。鉴于“网红”纪录片的定义还未有学者给出,本文通过对“网红”纪录片生存环境的思考以及对不同纪录片特点的归纳概括,在对“网红”纪录片进行概念界定的基础上加以特征说明。随后从布迪厄的场域理论出发,对纪录片场域与新媒体场域之间密切联系进行分析,阐述“网红”纪录片所在的纪录片新场域的特征以及出现这种新场域的根本原因。通过分析原因本研究发现,一方面,新场域内“网红”纪录片表达的传统文化与亚文化之间不再是相互抵触和解构的关系,而是一种相互建构交融发展的关系,从一定程度上说是初步的文化和解;另一方面,正是因为传统文化亚文化在新场域中的关系转化,纪录片才拓展了社交新功能。但是,如果只看到“网红”纪录片的经济效益忽略社会效益,一味追求“网红”不顾质量,只会使得纪录片走上泛娱乐化道路。纪录片是一种文化和历史的承载体,纪录片新场域是诞生纪录片的场地,对于我国纪录片发展来说这既是机遇也是挑战。关于纪录片的未来,此时“网红”之路固然有可取之处,但社会环境仍然在发生变化,纪录片应该朝着内容更深刻、形式更创新的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