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对话是小说中最重要、最精彩的组成部分，具有交际性、个性、社会文化性等特点，它揭示人物性格、反映社会现实、吸引读者并推动故事情节发展。然而我国研究小说对话翻译的专著甚少，如《文学文体学与小说翻译》（申丹，1995）和《汉语文化语用学》（钱冠连，1997）也只在个别章节有所提及。近十年内外语核心期刊涉及小说对话翻译的文章也为数不多，尽管也有从美学、文体学、社会语言学等角度对其进行过研究，而对小说对话中的“言外之意”、“弦外之音”等翻译却鲜有研究。关于世界经典女性文学作品《简·爱》的翻译研究可谓不胜枚举，在《简·爱》中人物对话占整部作品近三分之二的篇幅，可是以语用学理论为指导来解读和翻译这部小说里颇为丰富的会话含义则不多见。本文正是这样的尝试。格赖斯会话含义理论是语用学中最重要的理论之一。该理论指出，人们的交流能连贯顺利进行是因为交际双方都必须遵守“合作原则”，即交谈双方在整个过程中所说的话必须符合这次交谈的目的和方向。在言语交际中当说者违反原则时，听者要根据具体语境了解其话语意图，“会话含义”由此产生。在特定语境下，话语含义具有一定文化特点，并受其作者或说者的意图影响，因此译者在翻译中要再现上下文的隐含意义及原信息的语言和文化特点。小说中的人物语言往往违反常规，采用迂回曲折的表达方式，由于交际情景及话语双方观点、情趣、信仰、背景知识不同，会话含义有时很难被准确理解。因此在小说翻译中，用会话含义理论来分析人物对话，有助于译者捕捉原文中隐藏在字里行间的“言外之意”、“弦外之音”，透彻理解人物对话含义，从而提高译文的准确度。本文首先从语用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意义入手，着重介绍格赖斯的会话含义理论及其“合作原则”，通过日常对话实例分析会话含义的产生。其次本文阐述了会话含义理论在小说对话中的应用研究，在其指导下具体分析了《简·爱》作品中的会话含义。本文最后着重阐述会话含义的理解和翻译再现，比较了《简·爱》的两个译本（祝庆英，1980；宋兆霖，2007），总结出译者在传达会话含义时使用的翻译方法。通过对比《简·爱》中译本发现两位译者在翻译不同的对话时采取不同的翻译方法，在传达原文相同的会话含义时，翻译方法略有所同，但在选词用词方面稍有差别。译者祝庆英多用直译，较贴近原文形式和字面意义；而译者宋兆霖则倾向意译，讲究对仗韵律，行文流畅，体现了小说人物对话的美感和口语化的特点。本文从语用学理论角度出发对小说翻译进行研究，以格赖斯的合作原则和会话含义理论为指导，关注会话含义在小说对话翻译过程中的再现和传达，发现只有真正传达原文对话深层含义的译文才称得上是忠实于原文的最佳译文。本文尝试运用语用学理论来分析小说中会话含义的产生和理解，讨论了会话含义理论在翻译研究方面的可行性，该理论在引导译者发现和揣摩话语隐含意义的过程中起着独特的指导作用，同时也有助于译者在译文中准确传达原文深层含义。本文结合《简·爱》两个中译本进行对比，发现不同译者传达不同的会话含义时常采取不同的翻译方法，但无论采用什么方法，译者只有透彻理解原文，才能推导出其会话含义，只有在译文中准确传达会话含义，才能使读者准确把握原文的“言外之意”，并充分理解和欣赏外国小说作品。本文以会话含义理论为指导研究小说对话翻译，对人物对话中的“言外之意”翻译难点有一定启发，同时也证明语用学理论对文学作品翻译的有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