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国民生产总值经历了年均超过10％的增长。在众多影响因素中财政分权程度是其中一个能够反映我国转型经济的调整和发展历程的因素。通过调整中央与地方的利益分配在政治集权与经济分权的中国对经济发展作用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力量。与中央的情况相似，中国各个省区的经济也都有迅猛的增长。省以下的经济和财税资源的分配也相应的推动着地方经济的发展。在各个省份经济飞速发展的同时，一个愈演愈烈的区域差距问题也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的差距不但体现在基础设施建设也体现在教育医疗等民生方面。本文以此为出发点探讨财政分权，县级经济增长与地区差异之间的关系。对于三者关系的研究不仅有利于分析县级经济发展的动因，完善我国省以下财税体制格局提供理论依据及政策，研究缩小地区差距更能促进地区和社会的和谐发展。　　 本文通过对财政分权理论的回顾和对中国财税体制变迁的梳理，创新性的提出了财政分权与县级经济增长关系的问题，并对东部的代表省份浙江省与中部的代表省份吉林省区域差异性做了比较分析。本文在财政分权指标的选取方面为避免由于在指标选取上存在偶然性与代表性不足等问题，在以往研究指标的基础上对财政分权的指标做了改进，其中包括用地方财政支出、地方财政收入及地方财政收支平均值衡量的财政分权，以期通过对指标的细化来增加指标的分析和解释能力。本文通过对县级国民生产总值以及固定资产投资等数据的手动输入整理，得出了以浙江省55个县(市)1997年至2008年和吉林省39个县(市)1994年至2006年的经济增长率及资本增长率等面板数据。通过对经济增长理论模型的分析改进，运用固定效应与随机效应以及面板数据的广义最小二乘估计对吉林省与浙江省进行实证分析。得到中国东部省区和中部省区财政分权对于县级经济增长的不同作用及由分权程度而产生的地区差异问题。　　 两个省的实证结果显示吉林省虚拟变量加入与否，分样本或是综合样本都表明财政分权对于经济增长具有很强的促进作用。对于浙江省以支出衡量的财政分权表明能够促进县级的经济增长，但浙江省以收入衡量的财政分权却不利于经济的增长。本文还通过引入虚拟变量研究增值税转型对于中部地区的影响得到财政分权由于受到制度因素诸如财政政策的等影响时存在着跨时差异。在分析时本文引入的变量中除农业机械化水平以外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人口增长率和财政自给率都在不同程度上对县级经济的发展产生了影响。通过分析吉林省浙江省与全国平均水平的人均国民收入，人均财政收支及县级经济对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本文得出由于受到地区生产方式，人力与物质资本和经济政策等的影响，地区之间的差距不但没有缩小反而在继续扩大。相对于中央政府与省级政府间的关系每个省内的政策较为一致并且地区之间更容易协调，因而本文没有对吉林省与浙江两省省内的差异情况进行回归分析。　　 为了促进不同地区经济的均衡发展并完善我国的省以下财税体制，依据本文的实证研究本文提出了如下的政策建议：第一，合理配置不同产业间人力资本，发展服务业解决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第二，大力发展县域企业壮大县域经济；第三，加强对预算外收入的监督和管理，将预算外收入纳入预算内管理；第四，加强政策制定对县级行政单位的渗透完善省以下的财税体制；第五，制定和实施有利于区域均等化的财税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