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矿业开采在助力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给矿区的生态环境造成了前所未有的损害。在“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双碳”战略目标和生态文明建设的背景下,矿山生态修复问题日益突出。基于公共物品理论,矿山生态环境属于公共利益,应该由具有保护公共利益职能的政府主导矿区生态环境的修复,其中,监管手段不可或缺。法律监管是实现各项要求的行之有效的手段,但当前我国相关的法律文件如《矿产资源法》等仍存在诸多问题,尤其在当前修订背景之下,在其新增“生态修复”章节构建完善的监管法律制度已十分迫切。国外由于开发利用矿产资源较早,因此已经形成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制度体系并取得了良好的治理效果;加之我国矿山生态修复任务艰巨,国内理论界对该方面的研究也形成了一定的成果,因此,通过对国内外的有益经验和相关理论进行分析借鉴,以完善矿山生态修复监管的相关法律制度是有效解决当前问题的进路所在。对于矿山生态修复监管的研究主要从其概念内涵和制度建构两个层次进行,有利于实现价值预设向法律形式的转化。当前理论界对“矿山生态修复”和“监管”的内涵有着不同的见解,内涵的诠释体现着制度设置所要追求的价值目标,深挖建构于二者之上的理论指引不失为良策。因此,必须通过研究公共物品等相关理论来建立二者之间的理论联系。进而采取要素定义的方式,从对象、手段、主体、范围、措施等多个维度出发,对“矿山生态修复监管”的内涵进行诠释。并以此为基础,通过分析我国当前关于矿山生态修复监管的相关立法,对监管主体自身的职能设置缺陷和在对监管对象进行监管过程中的制度缺陷进行了总结:由于政府之间的沟通和协调机制不完善,职能交叉现象严重,致使矿山生态修复监管主体职责不明;对监管对象而言,其制度缺陷主要体现在方案审查、过程监管、后期验收机制不健全、责任主体和修复资金制度约束不足五个方面。对其制度完善建议,也要坚持上述理论的指引,从矿山生态修复监管主体运行机制、矿山土地复垦与生态修复过程管理、矿山生态修复责任追究和矿山生态修复金四个方面进行详细规定。这不仅有助于丰富我国关于矿山生态修复的理论研究;同时,也可以协调好政府各个部门之间的运行机制,加强对矿山生态修复过程的监管,保证矿山生态修复资金和主体责任的落实,助力我国绿色矿山这一目标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