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中宾语的转换比较复杂,难以从理论上做出系统的解释。本文认为,转喻作为人类思维的重要方式以及人类认识客观世界的重要手段在解释汉语宾语转换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很多汉语学家对汉语宾语的研究侧重于宾语的分类,如:孟琮等所编著的《汉语动词用法词典》根据动词和宾语的语义类型定义了14个宾语语义格。作者虽然提供了一些分类的标准,但这些标准不全面,标准和标准之间也缺乏一定的联系从而导致分类缺乏系统性。邢福义从语用学角度把名词宾语分为“常规宾语”和“非常规宾语”。郭继懋的观点与邢福义相似,把宾语分为“规定宾语”和“非规定宾语”。基于邢福义的观点,冯胜利从句法学的角度分析了“写毛笔”。他提出,该句型是由一个相当于“拿/用”的空动词和由一个特殊语境决定的空代词宾语构成。高云莉和方琰不赞成冯胜利的分析,他们提出用语义“重心”来解释这一现象。王占华以及任鹰从认知语言学角度分析了“吃食堂”。他们都认为“食堂”不是处所宾语,也不是方式宾语,而是受事宾语的转喻形式。“吃食堂”之所以能够成立,主要是认知因素起作用。邢福义、郭继懋、冯胜利、高云莉、方琰、王占华以及任鹰的不足之处在于他们的解释只关注于一种或者几种现象,并没有涵盖所有的现象。亢世勇以《现代汉语词典》和《动词用法词典》所提供的语料为基础,对现代汉语常用谓宾动词进行了定量研究,并根据所带宾语给动词进行了系统的分类。但他只是做了统计研究,并没有给出相应的解释。20世纪80年代以来,转喻才受到了人们的重视。Radden&Kovecses(1999)强调转喻更具本原性,语言本质上是转喻的。转喻的认知模式建立在Lakoff的理想化认知模型(ICM)之上。在一个ICM中,一个概念体(喻体)为另一个概念体(本体)提供心理通道的认知过程就是转喻。“临近性”和“凸显性”是转喻产生的两个重要因素。此外,在许多情况下,框架中某一成分的视角化不但以其它成分为背景,而且还完全抑制其余成分,从而使转喻产生。汉语宾语中受事成分可充当原型宾语,而其他成分都可作为汉语宾语的转换形式。Langacker(1993)提出了相对凸显度原则:human >non-human; whole > part;concrete > abstract; visible> non-visible。本文采用这一原则对结果宾语进行分析,如:“冻了一身鸡皮疙瘩”。“鸡皮疙瘩”就是用具体的机体反应指代抽象的人的感觉(“很冷”)。工具和方式成分可以成为宾语,部分是因为它们本身带有新信息。如“写毛笔”中,“字”并没有出现。因为“字”是“写”常规宾语。即使“字”不说出来,人们也知道“写”什么。而如果“毛笔”做宾语的话,能使工具这一新信息具有更高的显性度。方式成分一旦处于宾语位置,其方式意义就已经淡化,取而代之的是方式事物本身的存在,结合凸显度原则,这是一个具体指代抽象的转喻。动词允许在直接宾语位置上出现不同的题元角色(thematic roles),如“吃饭”,“靠山吃山”。这些不同的题元角色同属于“吃”的语义框架内,在概念上具有临近性。对于“一锅饭吃了6个人”这种主体宾语,我们可以理解为“锅”是个容器,“饭”是内容,而“六个人”是饭量。饭量和饭之间存在一种临近性。而“排票”这一动机宾语是激活了一个购物ICM。在这个ICM中,事件的行为方式意义并入到动词的意义中以后,以转喻的方式指代行为。说话者为了语言经济性和凸显行为的方式把“排队”提取出来指代了整个购物的事件。凸显信息的激活会激活隐含的常规信息“购买”,使之被推论出来。“这事,我们跑了好几趟了”这一数量宾语中,说话人为了体现事情的难办性而把数量放在直接宾语位置上,使得这一新信息被凸显。此外,数量宾语可使表达简洁,达到经济性的效果。关于杂类宾语,本文运用了Sperber and Wilson (1993)的相关性原则。在“闯红灯”这一语言现象中,“闯”是指“猛冲”(《现代汉语词典》2005)。“猛冲”一般指的是猛冲过一条线,而真正的红灯并不是一条线。这里“红灯”转指红灯规定的界线。红灯与界线相关,所以转喻得以实现。转喻作为一种认知机制,在汉语宾语的转换中起了重要的作用。由于认知语言学不把语言看成是一个自足自主的体系,而是与人类的其他认知能力有机的结合在一起的,因此汉语宾语的转换这一语言现象可以用转喻这种认知方式进行推理。人类的思维具有转喻性,所以在语言使用过程中,会无意识的体现这种转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