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30年代出现的被称为“晚唐诗热”的现代诗人群中,他们倾向于从中国古典诗体中寻求新诗创作的资源,这种自觉的诗学倾向体现了一种诗学观念的转变。在这个诗人群中,林庚、废名、卞之琳、戴望舒、朱英诞、吴兴华等诗人都在不同层面上体现出了对中国古典诗传统的有意识的回归。这一倾向与部分诗人对西方现代主义诗歌的学习有着密切的关系,如卞之琳对艾略特的诗学及诗风的接受。林庚作为一个学者,他在闻一多、朱自清等诗人兼学者的影响下研究中国文学史,形成了自己的文学史观与诗学观念。林庚认为“抒情”是中国传统诗文学的特质,包括宋元以来的小说戏曲等叙事文学在内也是“抒情”的。“抒情”是林庚强调的中国诗文学一以贯之的传统。在实践上,林庚作为新诗诗人,他希望新诗能够继承传统诗词的精神实质。作为诗人,林庚古典诗体的创作经验以及对近体诗、词体等的诗体认识对他的新诗创作产生重要的影响,同时林庚也自觉的借鉴中国古典诗体的经验进行新诗格律体的尝试。本文将以文本分析为主要方法讨论林庚处理新旧体诗的手法与特征,并试图在此基础上对1930年代“晚唐诗热”的诗人们进行一个观察,分析共同倾向之外的差异性。首先,林庚对中国古典诗体的借鉴表现在文本风貌上,一是他对古典诗歌成规的使用,如对传统自然意象的大量使用、使用典故、化用或直接使用古诗文等。二是林庚对晚唐风格的继承,主要以“清”与“梦”为中心。三是体现在林庚对诗体、词体的认识与借鉴上,这是他的诗作与古典诗体间更深层次上的联系。其次,对形式的关注也是1930年代诗人们探索与实践的重要方向。新诗格律体是林庚1935年转向形式实验后的主要作品。林庚通过研究古典诗体的节奏形式,提出“半逗律”、“典型诗行”等概念,试图在以五七言为代表的近体诗的节奏形式上继续延伸,从而建立起新诗的格律体。“自然诗”论与“九言诗”等都是林庚在借鉴古典诗体格律后形成的新诗格律体,但由于忽略了现代汉语“欧化”的客观事实,以及创作上的偏失,林庚对新诗体的尝试可以说近于失败。最后,林庚借鉴中国古典诗体来创作新诗从根本上讲并不是主张复古,而是为新诗的创作提供资源,但最后却由于在形式上的执迷而走向了偏颇。与戴望舒等同样有着继承旧诗风倾向的诗人的论争中体现出了他们对新诗与古典诗体不同的认识,同时也表明了新诗与古典诗体间复杂的关系。另外,林庚以“抒情”构建中国文学史以及他自身新诗创作呈现出的某些特质,反映出新诗与“抒情传统”间复杂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