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家们历来都非常重视对语言的研究,特别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哲学发生“语言转向”以来,语言哲学一度成为哲学的代名词。在大多数哲学家看来,语言哲学的中心问题主要有以下两个:一是语言和世界的关系,二是语言或语词的意义问题。有人甚至认为,第二个问题是第一个问题的基础。哲学家们把对语言或语词意义的研究称为语义学。美国著名哲学家和逻辑学家希拉里·普特南(Hilary Putnam,1926—)也受到了这种哲学主流的影响,在他的著作中,也用了大量的笔墨来探讨语义学问题。不过,在建立他的新语义学理论之前,他首先批判了传统的语义学理论。在他看来,以往的语义学理论从来都没有把“意义”这个概念搞清楚,甚至可以说,它们所谈论的那些所谓的“意义”根本就不是真正的“意义”。虽然如此,普特南却并不赞同蒯因取消“意义”的激进态度。在他看来,我们的语义学仍需要“意义”这个概念。他认为,传统意义理论之所以不成功,并不是意义这一概念本身有什么问题,而是因为它们谈论意义的方式不对,只要我们改变传统谈论意义的方式方法,就可以构建起充满生命活力的新语义学理论。在普特南看来,传统意义理论有两个不可能同时正确的假定,即(1)知道一个词项的意义(meaning),就是处于某种心理状态(psychological state)。(2)一个词项的意义(“内涵”)决定它的外延(相同的内涵意味着相同的外延)。对于这两个假定,特别是由这两个假定合在一起而导出的结论“心理状态(狭义的)决定了语词的外延”,普特南给予了驳斥,并论证了“任何概念都不能同时满足这两个假设,更不要说意义这个概念了。”既然传统意义理论的前提都是错误的,因而,传统的意义概念就是一个建立在错误理论之上的概念。在批判传统意义理论的基础上,普特南着手建立了自己迥异于传统的新语义学理论。他的这一理论将人们探讨意义的思路由内在心理状态转向了外在环境和社会,凸显了指称在确定语词意义过程中的作用。他的这一理论主要包括两部分内容,第一部分主要解决语词的外延是如何确定的这个问题;第二部分内容主要解决掌握语词所需要的条件、知识和能力等问题,并最终说明语词的“意义”是什么,即一个“规范的形式描述”,这个规范形式描述由语词的句法标志、语义标志、范型和外延四部分内容构成。值得注意的是,普特南主要探讨的是语词的意义。因为在他看来,我们关于语词意义的观念,要比我们关于语句意义的观念更有问题。并且他还认为,像蒯因和戴维森所主张的那种从语句到语词的研究方法也是行不通的。所以,只有从语词的意义出发,只有解决了语词的意义这个问题,其它的问题才能迎刃而解,新的语义学理论才能很好地建立起来。正是由于普特南新语义学理论的“标新立异”,所以,这一理论刚一问世,立即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哲学家们围绕他的新语义学理论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有赞同的、有反对的,也有折中的。在笔者看来,普特南的新语义学理论首先应当是成功的,它为人们研究语义学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视角,为语义学的发展提供了无穷的动力。当然,不可否认的是,普特南的这一理论也存在不足之处,比如科学本质主义色彩太浓、具有相对主义的嫌疑等。但是,这些并不能影响普特南新语义学理论在语言哲学中的重要地位。因为正如普特南在《表象和实在》中所说的那样,“如果哲学研究能对数千年古老的哲学对话有所贡献的话,如果哲学研究能使我们对于那些被称之为‘哲学问题’的谜有更深的理解的话,那么从事这些研究的哲学家们就是在做着恰当的工作。哲学不是一个有终解的话题,最新的观点仍然不能清除其神秘性,揭示这一点正是哲学工作的特点。”语义学同样是一个没有终解的话题,而普特南所做的工作,虽不能完全清除语义学的“神秘性”,却加深了人们对语词的“意义”的理解,让我们看到了语义学走向“成功”的可能方向,所以,他所做的工作是恰当而有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