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文明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古代科技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公元前1世纪至公元15世纪,中国古代科技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这些科技成果涉及人类科技的诸多方面,例如,数学、天学、地学、物理学,等等。大量的中国古代科技典籍得以流传后世,其中,许多作品被译介传播到其他文化。翻译在这一进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从诠释学角度研究中国古代科技典籍翻译有其必要性。一方面,科学哲学、技术修辞学、科学诠释学、技术诠释学的发展表明:科学技术(尤其是中国古代科技)同人文学科一样需要研究者的理解与诠释。另一方面,翻译本身就是一种诠释,而诠释学本身即有翻译之意。然而,已有研究较少从诠释学角度考察中国古代科技典籍英译现象。同时,这些研究所讨论的对象较为单一,显得分散而缺乏系统性。在此背景下,从诠释学的视角系统探究中国古代科技典籍英译具有重要的学理意义、文化价值和方法论启示。本研究主要从诠释学视角,在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三个层面描述译者在翻译中国古代科技典籍时存在的诠释异同,并尝试对这种异同作出解释,对译者采取的诠释策略进行归纳总结,为此类文本的译介与传播提供有益借鉴。本研究拟对四部中国古代科技典籍(《黄帝内经·素问》、《墨子》、《淮南子》、《梦溪笔谈》)的不同英译本进行分析,从中国古代科技典籍的本体根源性范畴、本体属性、文本特征、科技方法等角度对比分析中国古代科技典籍与当代科技样式的异同,比较、分析和描写不同译者对该类文献的翻译和诠释,既分析研究影响中国古代科技典籍翻译诠释的因素,又描述归纳译者翻译此类文献时采用的诠释策略。本研究采用的方法主要包括定性研究法、比较分析法和描述法。首先,采用定性研究法,将中国古代科技典籍研究层面聚焦于其本体根源性范畴、本体属性、文本特征、译者主体性、科技方法等。其次,由于中国古代科技典籍英译是一种跨语言、跨文化与跨科学范式的交流,既有英汉语言差异,又有文化与科学范式差异,更有不同英译本之间的差异,因此,借助比较法可以揭橥不同译者的诠释异同。另外,描述法有助于揭示该类文本翻译诠释发生的真实态势,回溯译者的诠释进路。具体而言,本研究从三个层面展开,即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首先,就本体论而言,本研究主要从中国古代科技本体根源性范畴(道、气、阴阳、五行)与本体属性(哲学性、人文性、直觉性/经验性)探究译者如何诠释原作。研究发现,译者采取了自证式诠释、描述性诠释、自解性诠释;同时,拼音直译法有助于阐释中国古代科技典籍本体的内涵。其次,从认识论来看,本研究从中国古代科技典籍的客体(科技典籍文本)和诠释的主体(译者)展开探讨。研究发现,此类文本的多义性与修辞性加大了作为诠释主体的译者的权利;同时,译者的诠释也必然受到文本语境的限制。因此,中国古代科技典籍的过程是译者对原文认知诠释和再建构的过程。译者的主体性主要受其前理解、主体间性(译者与赞助人、译者与作者、译者与读者)以及视域融合的影响。研究还表明,中国古代科技典籍译者的诠释虽然彰显其主体性,但是,这种主体性并非是任意的,须受其自身属性的制约。第三,从方法论来看,本研究主要依循中国古代科技方法(如象思维方法、逻辑方法、观察法等)对此类文本的英译和阐释展开研究。本研究的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首先,在研究语料方面,本研究突破以往研究多以单个科技典籍作品为分析对象的局限,将研究语料扩展至四部,对《黄帝内经·素问》、《墨子》、《淮南子》、《梦溪笔谈》等科技典籍的不同英译本作了比较深入详细的探讨。其次,在研究领域方面,本研究尝试尽可能多地拓展研究领域。前人的相关研究大都仅局限于某一个科技领域(如中医、茶典等),较难呈现中国古代科技典籍的整体特征。本研究既有对具有综合科技特征《梦溪笔谈》、《淮南子》英译的观照,又有对个别领域《黄帝内经·素问》英译本的考察,以及对极富当代科学逻辑特征《墨子》英译的探究。第三,在理论方面,本研究以诠释学为视域,系统考察中国古代科技典籍英译,为探讨此类文献的英译研究提供了一种具有系统性特征的理论视野与探索路径,涉及中国古代科技典籍的不同层面(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最后,在学科建设方面,本研究是将诠释学应用于中国古代科技典籍英译研究的一次有益尝试,既可以丰富翻译学和诠释学的理论建设,即,翻译学与诠释学具有互益性,又可以提高和深化人们对中国古代科技(典籍)的认识,即,中国古代科技典籍翻译具有诠释的属性。本研究可以为译介和诠释中国古代科技典籍提供借鉴,对此类文献的海外传播有所裨益,加强中国传统文化同其他文明之间的跨文化互动,并最终实现不同科技范式“互译、互释、互通、互益”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