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过往,福利从最初对贫困者的救济逐步发展成为现代国家对全体公民的社会保障制度。福利的内容很宽泛,直接涉及国民基本权益、惠及广大民众的福祉,构成了绝大多数国家社会发展的重要内容,成为现代社会的主要标志。西方福利经济理论是西方经济学的一个分支,以效用和功用理论为基础探讨并研究人类社会福利最大化问题,是对以市场为主导的资本主义经济所出现问题的矫正,更是在市场经济中的应对所发生社会风险与社会问题出现的积极措施。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形态的变迁,以西方福利经济理论为指导的福利国家危机频频发生。如何摆脱危机,走出理论与现实的困境,引起了人们对西方福利经济理论的再度探讨。纵观历史,从庇古主张的以社会财富增加来实现国民福利增加的旧福利经济理论,到以帕累托、萨缪尔森、西托夫斯基等所提倡的效率优先来实现国民福利的最大化的新福利经济理论,及阿罗和阿马蒂亚·森所强调的社会选择和能力中心观的后福利经济理论,西方福利经济理论虽然经过了数百年的变迁,但仍然没有走出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庸俗圈套;虽然福利经济理论把公平和效率作为增进和衡量社会福利增加的标尺和手段,但碍于资产阶级对剩余价值的贪婪追求、忽略初次分配和其制度本身的私有制属性,致使西方福利经济理论始终无法走出困境。通过对西方福利经济理论所面临困境的思考,从制度、分配方式等角度来剖析其困境的根源时,不难发现,其理论终究不过是为了帮助和维护资产阶级的学说的修正主义,让其真正走出困境是不可能实现的。而马克思福利经济思想从公有制的角度出发,站在广大无产阶级和群众观点的立场上思考如何使人类在社会的发展中来通过自身的劳动来享有相应福利的保障,可以说从本质上超越了西方福利经济理论。但不可否认的是,西方福利经济理论在资本主义的发展历程上曾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对于缓解社会矛盾、维护政治稳定、促进经济繁荣和推动社会进步、建立福利国家等方面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因此,西方福利经济理论对中国特色社会福利的建设也有着一定的借鉴作用。中国改革开放近四十年来,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增长奇迹,中国已经进入到中等收入国家行列的新起点上,呈现出快速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的状态。对于新起点上的社会福利的改革和完善无疑具有全局性的影响和作用。本着对西方福利经济理论的扬弃,以此对西方福利经济理论进行反思与借鉴,进而对实现中国特色社会福利进行多元化的建设。首先,坚持社会福利建设的政府主导原则,提高制度运行的效能;其次,完善社会福利建设的制度支撑体系,创造良好的经济竞争环境和保持社会的稳定;最后,构建中国特色社会福利的多元发展模式,现阶段单一的、静态的社会福利发展模式已经不能满足社会广大人民群众多层次的需求,只有在多元的、动态的模式下才能够有效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福利框架,从而提升全体国民的社会福利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