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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走出去”战略的实施，不仅体现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金额的逐年增长，更体现为中国企业OFDI次数的显著增加。企业每一次OFDI决策不仅受到环境中相似企业的影响，也会受到自身前期累计的投资经历的影响，这就形成了具有前后关联性的序贯投资。然而，现有关于中国企业的对外投资的研究基本上都是基于静态分析的方法，将企业的每一次OFDI投资隐含地看作互不关联的独立投资行为。显然，传统的静态分析方法难以解释企业序贯投资中呈现的跨期相关性。除此之外，这些研究通常采用效率机制进行解释，尽管效率机制对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动机和行为具有很大的解释力，然而，需要指出的是这些研究较少关注合宜性机制在中国企业序贯投资中的作用。合宜性机制会对中国企业的投资决策产生作用。一方面是因为中国企业的投资行为具有寻求政府和市场合宜性的动机;另一方面是因为企业的投资决策受到企业内部制度环境的影响。鉴于上述考虑，本文从制度同构视角出发，围绕投资驱动力、进入模式选择和区位选择三大投资议题，探讨了合宜性机制对中国企业序贯投资的影响，从而弥补以往研究中的缺口。具体而言，本文包含三个子研究。 子研究一从外部同构视角出发，探讨了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具体的研究问题为:区域同构压力和行业同构压力如何驱动中国企业进行对外投资？国家所有权和企业规模如何影响中国企业对外部同构压力的响应？在该研究中，对外直接投资被视为一种同构行为。它可以帮助中国企业获取来自区域政府和市场利益相关者的合宜性。根据制度理论，本研究认为中国企业会在多大程度上从事OFDI这种同构行为，主要由企业受到的外部同构压力和企业自身的合宜性寻求动机共同决定。子研究一采用2008年-2012年107家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结果发现当受到来自区域同构压力或行业压力时，中国企业参与对外直接投资的倾向性更高。而相比于国家所有权水平的低的企业，国家所有权水平高的企业回应区域同构压力的动机更强。同样地，相比于小企业，大企业回应行业同构压力的动机更强。 子研究二和子研究三则从内部同构视角出发，检验了影响中国企业“互依性”（interdependent）进入模式选择和区位选择的因素。子研究二关注的研究问题为:中国企业的合资经历越丰富，再次投资时选择合资型进入模式的可能性是否会越高？对于不同所有制或不同规模的企业而言，这种可能性是否会表现出差异？围绕上述问题，该研究基于内部合宜性机制提出随着中国企业合资型投资经历的增加，下一次投资时再次选择合资型进入模式的可能性更高。与此同时，本研究引入了两个调节变量:所有权性质和企业规模，认为国有企业和规模较大的具有更强的寻求内部合宜性动机，遵循以往合宜性决策经历的可能性更高。子研究二以126家中国上市企业进行的571项OFDI活动为研究对象，利用Logit模型对假设进行了检验。结果表明本研究的假设均得到支持。 子研究三试图探讨以下研究问题:中国企业在发达国家投资的经历越丰富，再次投资发达国家的可能性是否会越高？这种可能性是否会随着外界条件的变化，比如文化距离的改变而发生变化？在面对差异性的投资情境时，哪种类型的企业更倾向于改变以往的决策模式，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该研究以119家中国上市企业498个OFDI项目为研究对象，从内部同构的角度剖析了以往在发达国家投资的经历对企业再次投资时的区位选择的影响，以及文化距离对上述影响的调节作用。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考察了文化距离与企业所有权性质的联合调节效应。结果发现:(1)中国企业以往投资发达国家的次数越多，下一次投资时再次投资发达国家的可能性越高;(2)母国与东道国的文化距离越大，发达国家的投资经历对企业再次选择投资发达国家的正向影响将减弱;(3)母国和东道国之间的文化距离并不会减弱发达国家投资经历对国有企业再次选择发达国家的正向影响。 通过上述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本文主要在三个方面力图对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相关研究作出了贡献。第一，采用制度同构视角探讨了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进入模式选择和区位选择等国际化议题。丰富和拓展了分析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视角。并且，通过综合运用内部合宜性机制和外部合宜性机制进一步深化了对不同合宜性机制在中国企业对外投资过程中的作用的认识。第二，与以往将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活动视为一系列独立决策的研究不同，本文考虑了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决策的“互依性”特征，并将这种动态分析的思路引入到中国企业OFDI动因、进入模式选择和区位选择的研究中。除此之外，不仅考虑到企业自身投资决策间相关性特征，而且也考虑到了企业间投资决策的相互依赖性的特征，特别是同行业企业与同区域企业对企业自身对外投资决策的影响。因此，本文基于动态分析的角度，不仅拓展了研究思路，而且丰富了关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的研究。第三，本文的三个子研究表明企业特征差异尤其在所有权性质和企业规模方面的差异是企业在回应同构压力时表现出不一样的同构水平的重要原因。因此，本文不仅将制度理论的应用拓展到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情境中，更重要的是，推动了制度理论“从上至下”的单向作用模式向企业和制度环境间更为“互动”的作用模式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