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温家宝总理提出“教育家办学”以来，这一命题已成为全国教育界的一个热点问题。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教育家办大学的经验与教训也许可以给我们一些启示。战争贯穿南京国民政府整个时期，战争当前，军事为先，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虽然重视教育，却没有那么多的时间、金钱和精力来管教育，无形之中为中国的教育者提供了一个相对宽松和自由的改革环境。先进的知识分子们把救亡图存之责任寄予高等教育的发展之上，掀起了教育救国的浪潮，在这种情况下，高校迅速崛起，一大批教育家在极其艰苦的办学条件下，不计个人得失，克服重重危机，为祖国发展培养出许许多多的优秀人才，成为近代中国大学的先驱者，对近代中国大学的发展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战火纷飞、内外战不断，经济形势虽有所好转，但军费开支浩大，通货膨胀严重，再加上新旧文化、东西文化矛盾冲突的交织，使得教育家办大学面临极大的困难和挑战。教育家们不停地“内修外练”，办学思想不断走向成熟，最终把大学办成一所所有世界影响的“中国的大学”。每一个个体都是独特的，但任何个体都是群体的一分子，不可能脱离群体而存在。个体的集合即是群体，每一个个体都带有群体性，通过分析有代表性的个体，可以总结出群体的特征。虽然梅贻琦、张伯苓、陈裕光的办学之路存在很大差异，如，梅贻琦的目标是“通才”，张伯苓的目标是“允公允能、日新月异”，陈裕光“要拿整个人生作为教育目标”，但从这些差异中不难看出他们之间的共性，即，他们都有明确的办学目标。还有，虽然梅贻琦尊崇的是“教授治校”，张伯苓制定的是“校务公开、责任分担、师生合作”，陈裕光的组织管理方式是“共和”，但从中可以看到，他们都主张民主治校。另外，无论是张伯苓的“土货化”办学方针，还是陈裕光的“三一制”和适合我国国情的改革举措，都反映出他们立足中国实际，以“中”化“西”的办学思路。总之，从梅贻琦的清华大学办学之路（国立大学）、张伯苓的南开大学办学之路（一般私立大学）、陈裕光的金陵大学办学之路（特殊的私立大学：教会大学）中，可以透视到属于教育家群体的特质及教育家办大学的共同特点。即，教育家群体的特质：有远大的教育理想与毕生的教育追求、在长期的教育实践中取得丰硕的教育业绩、有先进的教育理论与重大的创新成果、有深厚的民族精神与广阔的国际视野、有广泛的社会认可度与深远的社会影响；教育家办大学的共同特点：1.心怀历史责任，明确办学目标；2.立足中国实际，以“中”化“西”；3.注重学校“软”、“硬”环境建设；4.民主治校；5.注重基础，办出特色。通过研究可以引发我们很多思考，宏观层面：为什么在那样一个动荡的历史时期大学却取得如此大的发展？微观层面：为什么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一个或几个教育家即能成就一所好大学？是什么样的治校方略和办学措施使他们所办的大学影响如此深远？历史不是“故纸堆”，不是“陈年老账”，而是一面镜子，它由过去的素材做成，用于照亮现在与未来，丢掉历史就如同人失去了记忆。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办大学的教育家们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治校经验，我们应该以史为鉴，在历史观照中，批判地继承与创新，探索更好的大学治校方针与方式，促进大学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