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十年中，有关气候变化和温室气体减排对中国的影响多见于气象学和环境科学研究，从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角度也有较为系统的研究。相比之下，我国应对气候变化的经济学分析显得尤为薄弱。本文试图应用环境经济学基本原理和方法，结合近年来相关科学研究的新成果，对全球变暖问题的争议和不确定性加以综述，在收益-成本分析的基础上进行较为系统全面的研究，为我国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依据。科研人员注意到，在全球变暖的同时，温室气体，特别是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也在迅速增长。尽管学界对于全球变暖的成因尚未形成共识，但人类经济活动造成的温室气体排放被多数科学家认为是全球气候变暖的主要原因。因此，温室气体减排就成为国际政治、经济和外交领域的重要议题之一。以这些存疑多多的“主流”研究结论为基础，很多政府团体开始呼吁限制化石能源消费，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并逐渐在国际社会形成一股强大政治力量，气候变化问题已不再是一个单纯的气象学和环境科学学术研究问题，正在逐步发展成为一个备受世人瞩目的政治、经济和国际关系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城乡居民收入不断提高，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尽管随着科技进步和管理水平的逐步提高，我国单位GDP生产所消耗的能量持续下降，但温室气体排放总量仍在不断增加，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之一。在阻止全球变暖的呼声中，中国经常受到来自国内外的非议和批评，压力巨大。中国目前仍是发展中国家，人均国民收入在世界上一百多个国家排序中仅处于中间水平。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经济发展仍然是中国政府的首要任务。因此，如何处理好经济发展，环境改善和温室气体减排之间的关系就成为中国经济能否持续发展的关键问题之一。为此，在第五章，建立了动态模型，分析了气候保护政策的最优资源投入原则和路径，从理论上证明了政策制定如何因应气候变化不确定性而调整。制定减排温室气体，保护气候的政策，需要明确政策的收益和成本。应对气候变化问题，减少能源消耗，降低CO2排放，其社会成本可以比较确定地计算出来。在本文第六章就专门为此建立了联立方程系统，估计出中国利用价格机制减少能源消费和CO2排放，成本大约为2600～6100元/吨碳，这是中国经济不能承受之重。但是CO2减排的收益是极端不确定的。在第三章和第四章，作者通过仔细研究分析综合自然科学相关文献的研究结果，发现全球变暖的未来是极端不确定的，变暖的原因也是众说纷纭，其对自然界、人类社会的影响更是难以估算，面对这样的不确定性，准确评价其经济价值，短期内将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是，即使存在巨大不确定性，并且采用较为悲观的假设，在第四章还是发现，气候变化带给中国的综合影响将是正面的。既然无法估算气候保护政策实施后，可能会减缓的气候危害是什么，甚至气候变化反而会带来收益，那么为了减缓气候变化而限制能源消费，抑制经济社会发展，减排CO2将是非常不明智的事情。中国主要环境问题中，通常最受关注的是空气污染、水污染和垃圾处理。空气质量的恶化或改善常常是媒体报道的焦点。由于不存在市场价格，改善空气质量，减少污染的环境政策，其潜在收益估计通常并不容易。环境经济分析以微观经济学中的福利经济原理为其理论基础，以收益-成本分析为其基本方法，以CVM法为其成熟的价值诱导技术，已经成功应用了多年。结合环境领域的理论与技术，经过多年的跟踪调查研究表明，我国公众对空气污染、水污染和垃圾处理等身边现实、确定的环境问题，有着稳定的支付意愿，说明资源在这方面的投入将是有效率的，能够增进社会福利。然而近年来，全球变暖和温室效应问题迅速成为公众关注的新热点之后，政府面临减排温室气体的很大压力，因此，很有可能会被严重偏颇的研究结论和舆论压力所误导，忽略掉这些身边实实在在存在的，有价值的环境改善，将有限的资源投入到收益并不确定的气候保护中。为了更好地处理经济发展，环境改善和温室气体减排之间的关系，应对发达国家要求中国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压力，2007年中国成立了以温家宝总理为组长的国家应对气候变化领导小组，并发布了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2008年12月波兹南预备会表明，2009年哥本哈根回合的谈判，中国将面临来自国际的温室气体减排的更大压力。因此，全面正确地分析气候变化政策，为中国在国际谈判中获得有利地位，保障国家利益，创造良好经济发展环境，有着重大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