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会作为一种民间资金融通形式,不仅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而且在世界其他许多国家和地区都长期存在着。传统社会中,这种依靠血缘、地缘、信任等因素自我调节的民间合会起到了缓急相济、互通有无的互助作用,有效地缓解了人们在生产和生活中面临的资金困难,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使人们免受高利贷的盘剥。改革开放以后,合会这一传统的资金融通形式再次活跃,在经济发达的东南沿海地区尤为流行。然而,我国至今没有对合会问题进行直接的立法规范,这给合会的司法实践和行政监管带来诸多障碍,同时,因缺乏法律的规范和约束,一些地方的合会畸形发展,引发了大规模的合会倒会事件,影响了当地的经济发展和金融稳定。现阶段,合会虽然具有一定的倒会风险,但更具有诸多的经济功能和社会功能,例如：在金融抑制的背景下,合会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和农户贷款难的问题,是金融深化的一种重要方式；在我国投资渠道过于狭窄的情形下,合会可以成为民间资本的一种投资方式；合会可以提高合会参与者的消费能力,促进社会消费的发展；合会还具有相应的社会功能,如增加团体的凝聚力等。在金融政策逐步开放、金融环境不断宽松、金融创新层出不穷的今天,我国完全可以根据民间合会的实际运作情况,并在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合会法制的基础上,构建和完善合会法律制度,以引导和规范合会的发展,从而在防范合会风险的同时,充分发挥合会的积极作用,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具体而言,我国立法可以将合会区分为民事合会和商事合会进行规制,分别构建民事合会法律制度和商事合会法律制度,其中民事合会法律制度包括民事合会的设立制度、当事人权利义务制度、风险防控制度以及法律责任制度等；商事合会法律制度包括商事合会的经营主体制度、经营规则、监管制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