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作者调查目验工作为基础,结合档案和实物,全面考察汉籍在俄罗斯的流布情况。第一章考察18世纪前期汉籍在俄流布情况。首先探讨了汉籍文本和汉籍实物不同的传播途径。汉籍传俄存在两条路径,汉籍文本由西欧转译,始于1730年拉丁文《大学》在俄出版,主要承载着欧洲启蒙思想而非中华文化;汉籍实物多由俄罗斯政府直接指示官方商队采购,但入藏后往往未得到翻译和研究。1727年俄罗斯外务院中国事务档案存有皇家科学院委托外务院在华采购书单,采购书单可能由德国客臣巴耶尔开列,交商团成员兰格执行。因此汉籍实物传俄不晚于1727年。图书馆思想的转变促成了汉籍俄传。这一时期,俄罗斯引入客臣,效仿西欧开始改革,并采纳莱布尼茨的观点,试图建成较之西欧更为先进的图书馆系统,其措施之一是采购异域文献以填充存藏。客臣根据西欧图书馆的目录拟定书单,由商队负责采购汉籍,在短时间内迅速积累了汉籍收藏。由于缺乏汉语人才,馆藏汉籍并未得到充分使用,于1747年毁于火灾。第二章考察18世纪后期汉籍在俄流布情况。对比清人记录和俄罗斯外务院档案可知,1737年俄罗斯政府获得了《皇舆全览图》,认识到汉籍的情报价值。此后俄罗斯政府下令,东正教士返俄后可在外务院或科学院工作,并逐步强化了在华东正教士的情报职能。从奖惩及任用情况推测,舆图应是罗索欣所得。这一时期,汉籍俄传形成了一定模式,可概括为“定向采购”,即俄罗斯科学院根据政府的需要拟定所需采购的汉籍书单,外务院将相关指令交给官方派出的在华人员,利用指定经费采买并交回。“定向采购”由政府主导,能迅速获得已知的汉籍。此时汉籍的主要角色是情报资料,俄罗斯皇家科学院参考法国国家图书馆的目录快速扩充了汉籍存藏,采购的执行者可能是医生叶拉奇奇。由于采购执行者的主观能动性很低,很难引发文化的交流碰撞。第三章考察19世纪汉籍在俄的流布情况。分析汉籍入藏档案中的价目记录等文献,可推测价目的记录者应为季姆科夫斯基,且汉籍传俄在定向采购之外增加了由采购者自主选择并报销的模式。随着中俄边境贸易繁荣,商团自发设立语言学校,聘请返俄东正教士开展汉语教学,并出资委托他们采购汉籍,补充学校教材。分析入藏记录,这一时期传俄汉籍的副本大量出现,其原因是汉籍俄传的资助者从单一的外务院增加为外务院、商团学校和公共图书馆。新的就业渠道促使俄罗斯的汉学研究者转向专业化,开始基于自身兴趣搜集汉籍。这一时期的汉学研究倾向于语言研究,而汉籍的搜求及研究则关注史地资料。第四章考察20世纪汉籍在俄的流布情况。中国庚子事变后,俄罗斯的中国观从需要防范的邻居及贸易伙伴转变为领土广袤、积贫积弱的拓疆对象。这一时期俄罗斯政府不再重视东正教士的情报职能,而是直接派遣军官来华。传俄汉籍的主要角色从情报、资料转为文物,其传播模式也从有计划的采购转为“掠夺——收购”,军官及其随扈深入中国探险,将发现的战利品批量出售给俄罗斯的博物馆和图书馆。十月革命后,俄罗斯社会性质发生根本转变,列宁提出,图书馆博物馆的主要职能是提升劳动人民的文化素养,而非为少部分人搜集赏玩之物。通过对比财政支出和入藏档案可知,由于缺乏资金支持,此后苏联的图书馆不再大量收购汉籍,汉籍传俄至此趋缓。第五章综述了汉籍存藏机构的沿革。传俄汉籍主要存藏于公立机构,传俄汉籍的存藏体系可梳理为科学院、大学、公共图书馆三个系统。今日科学院系统所藏汉籍主要来自沙俄皇家科学院和外务院的采购工作;大学系统所藏汉籍主要来自整合远东商团语言学校旧藏;公共图书馆系统所藏汉籍主要来自收购俄罗斯汉学家和探险家出售的藏书。长期以来,俄罗斯政府主导了汉籍的采购工作,使得传俄汉籍具有一定规模,但多数为常见坊本,鲜有稀见善本。本章列出了目前发现的稀见汉籍,并考察其版本。汉籍在海外的传播并非中华文化扩散的直接标志,在汉籍传俄的过程中,中国文化内部评价书籍的标准对于书籍传播产生的影响很小,俄罗斯政府作为汉籍传俄的资助者和接受者,决定了书籍的角色和价值。第六章是对传俄汉籍存佚情况的考察,通过两份版本目录呈现相关情况。其一为18世纪档案所见汉籍存佚考。这一时期俄罗斯采购汉籍具有较强的规划性,很少重复购买,尽管档案信息缺乏版本细节和索书编号,但可推断入藏时间,初步实现档案记录和现存汉籍实物的对应,还原18世纪传俄汉籍的大致情况。其二为19世纪传俄汉籍目录,由于官方的机构调整和后期社会体制变动,19世纪传俄汉籍的存藏地变更剧烈,出现了大量重复记录。需要对应记录和实物,通过入藏时间等信息完成剔重工作,才能还原其入藏情况。学者可通过两份目录了解传俄汉籍的存佚、存藏机构的变迁、著录信息的变化,借以探讨汉籍在俄罗斯的流播与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