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可分为地域的流布和社会阶层的接受两个方面,具体到六朝(时间)、江东(空间),这两个特征表现的特别明显。六朝时期,佛教在江东的流布受到移民、交通、风俗和经济四大因素的影响,这种影响可证之于史籍中。佛教的两大要素是僧侣和寺院,故这两大要素的地理分布决定着佛教的地理分布。六朝僧侣和寺院的文献资料主要有《高僧传》、《比丘尼传》和《续高僧传》,其中以《高僧传》最为重要。通过对这三本书的检索,参之以其他史料,可以勾勒出六朝僧侣和寺院的地理分布,揭示出六朝江东的佛教地理有三大中心,即丹阳郡、吴会地区和庐山地区。这三个佛教中心互有联系、彼此影响,而且其兴起的原因也各有特色。这是文章第一章所阐述的内容。第一章衍生出一个无法同避的问题,即六朝首都的寺院数量。这是一个容易勾起众人兴趣的问题。清末孙文川撰《金陵六朝古寺考》一书,后刘世珩、陈作霖相继对该书进行补苴,分别名为《南朝寺考》、《南朝佛寺志》。孙书是一本集大成的著作,可错讹颇多,后人不仅未以补正,反而以讹传讹,致使该领域的研究停滞不前。近些年来,南京大报恩寺遗址的考古发掘取得了重要成果,特别是佛顶骨舍利的重现世间,引发了对六朝建康寺院的研究热潮。在此背景下,有人提出六朝建康寺院有299座之说,虽讹误不少,但功劳颇大。有鉴于此,通过对原始史料的,对元代以前志书的考证,参考前贤的研究成果,系统地考订、厘正六朝建康的寺院,这就是文章第二章需要解决的问题。佛教在社会阶层中的传播是颇有吸引力的问题。琅邪王氏是六朝首屈一指的高门大族,故通过考察琅邪王氏对佛教的态度,对于揭示佛教在社会阶层中的传播,颇有典型意义。佛教为社会上层所接受,与六朝的学术思潮关系颇大。六朝贵玄学、尚清谈,佛教徒引玄入佛、佛玄双修,另外佛教比玄学有更为深厚的理论,也给清谈带来更多的谈资,这些都促进了佛教在社会上层的传播。文章第三章即论述琅邪王氏对佛教的态度,意在据此考察佛教在社会上层的传播。除了上述三章之外,还有一些需要说明的地方,如断限问题、学术史回顾和文献资料问题,这是文章绪论论述的内容,而对于文章的归纳,则是结语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