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人的日常活动、对外联系日益紧密。在生活当中,人身损害赔偿案件的发案数量和类型也在不断出现,特别是在损害发生之后,由于受时间、空间、技术或认识能力的限制,真正的加害人无法确定。此时难道只能让让无辜的受害人自担风险吗?当事人的权益如何在最大范围内得到保护,这一系列问题都需要认真思考。本文从发生在兰州的一起典型共同危险行为案例入手,也就是王瑞萍损害赔偿案件的审理过程中,就与相关制度和联系与区别进行了分析研究,以期对今后的司法实践有一些推动作用。共同危险行为作为广义共同侵权行为的一种类型,是侵权法中极具实践意义和学术旨趣的课题之一。因为共同危险行为不仅涉及到复杂的法律事实问题,更重要的是共同危险行为制度设计背后所蕴含的价值评判与政策考量。在我国的侵权法领域内,虽然《侵权责任法》以立法的形式弥补了我国关于共同危险行为制度的空白。然而,社会生活中不断涌现出的大量与共同危险行为有关的案件,需要我们对共同危险行为的理论,对共同危险行为的归责基础、归责原则以及构成要件等进行进一步研究,完善相关法律制度,应对社会生活中丰富的案例向法律提出挑战,维护当事人的合法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