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岱文化区目前已命名了四支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学文化,分别是后李文化、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另外还存在两种较早的文化遗存,即扁扁洞遗存和张马屯遗存。以上六支考古学文化或遗存基本贯穿了整个新石器时代的全过程。第一章,绪论,说明本文研究的时空范围、地理分区、年代体系、研究内容、研究简史、研究思路和方法等,提出了以地方类型为基本单位进行微观层次的研究角度和相应的研究方法。第二章,对海岱地区年代较早的扁扁洞、张马屯以及六吉庄子等遗址的材料特征进行了归纳和总结,认为它们代表了两类以平底器为特征的遗存,其中较早者为扁扁洞遗存,较晚者为张马屯遗存。第三至六章,分别对后李文化、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进行遗址分组与文化分段、分期的全面编年研究以及分地方类型的亚文化研究,其中后李文化可分为三期四段,共三个地方类型,另外泰沂山脉以南的汶泗流域可能存在以杜家堂北遗址为代表的一个地方类型。北辛文化可分为三期六段,共四个地方类型。大汶口文化可以分为三期十三段,共包括十一个地方类型。龙山文化可以分为三期十段,共有六个地方类型。至此构建起基于文化期段的时间标尺和基于地方类型的亚文化体系。第七章,以文化期段为时间标尺,将海岱地区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学文化遗存统一划分为具有最小时间尺度性质的三十五个标尺性刻度。在此基础之上又可形成八个较大的文化时期:扁扁洞遗存时期、张马屯遗存时期、后李文化时期、北辛文化时期、大汶口文化早期、大汶口文化中期、大汶口文化晚期和龙山文化时期,并基本可与旧-新石器过渡时期、查海时代早期、查海时代中晚期、仰韶时代早期、仰韶时代中期、仰韶时代晚期、龙山时代早期和龙山时代晚期分别对应。最后还可进一步将八个时期整合为四大阶段:平底器阶段、圜底釜阶段、釜鼎阶段和鼎鬶阶段。以上述三种时间刻度作为不同尺度的纵坐标,结合八个时期和四个阶段所构成的不同尺度的横坐标,即可表述出海岱地区新石器时代各地方类型的时空关系,从而初步构建了以地方类型为基本单位的“亚时空框架”。第八章,以海岱地区已建立的“亚时空框架”为基础,通过对各地方类型的谱系关系进行纵横分析,从而划分出了六支具有亲缘传承关系的“亚文化系统”,即西桑园亚文化系、小荆山亚文化系、付庄亚文化系、白石村亚文化系、三里河亚文化系和陵阳河亚文化系,并可依据其发展脉络的不同特征而将之区分为“单线型亚文化系统”和“复合型亚文化系统”。此外还将暂时无法明确亚文化系统归属的地方类型（遗址）所存在的谱系关系进行了梳理,并对诸亚文化系统的时空关系进行了归纳。第九章,在划分“亚文化系统”基础之上,勾勒了以地方类型及其所属的亚文化系统为基本单位的“亚文化格局”的演进态势,即扁扁洞遗存时期出现了“南北并立”格局的滥觞,后李文化时期“南北并立”格局形成,北辛文化时期形成了“汶泗中心”格局,大汶口文化早期“汶泗中心”格局进一步发展,至大汶口文化中期时达到顶峰,随后大汶口文化晚期则又新形成了“东西并立”的格局。龙山文化时期诸亚文化系统的势力此消彼长,但始终未能形成明显的“中心”,“东西并立”的格局仍在继续发展。直至龙山文化的最后阶段,东部的诸亚文化系统普遍衰落,海岱地区的亚文化格局出现了新的变化趋势。而结合整个海岱地区的发展过程来看,查海时代早期,圜底器遗存的进入标志着海岱地区进入了“南北并立”格局的圜底釜阶段;查海时代与仰韶时代之交,裴李岗文化和双墩文化因素的进入标志着“汶泗中心”格局的釜鼎阶段的形成;仰韶时代早、中期之交,南部的青莲岗遗存、龙虬庄文化等因素的日益渗透促使了鼎鬶阶段的出现;进入仰韶时代晚期,大汶口文化开始西进,而良渚文化、薛家岗文化等因素则向北扩散,此后海岱地区一方面在“汶泗中心”的格局下进一步扩大,另一方面也出现了内部分化的趋势;直到龙山时代早期,海岱地区最终达到了最大分布范围的鼎盛时期,但“汶泗中心”格局却由盛而衰,逐渐转变为“东西并立”的格局;进入龙山时代晚期,在主体范围内经过了一次以东部区域的陵阳河亚文化系和三里河亚文化系为主导的整合之后,包括睢涡流域和济水中游在内的西部区域则未参与到这一过程之中,最终随着付庄亚文化系发展为王油坊文化而脱离了海岱地区,剩下的主体范围在“东西并立”的格局下呈现共性增强的发展趋势,并随着晚期东部区域诸亚文化系的衰落而预示着新石器时代之后的新变化。第十章,结语,总结本文的研究成果和不足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