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的学术语境中，“discourse”一词在西方思想中的凸显，要追溯到索绪尔对“语言”(language)和“言语”(parole)的区分。他认为“语言”在言语活动处于确定、基础部分，而言语则属于个人领域，与语言相对应，它通常是个人的、异质的，是现实生活中为了达到交流与传播目的的说或者写的言语活动。在语言学中，“话语”通常就是指具体语境中的语言的实际应用。由于“语言”这个抽象概念不足以说明意义在社会历史与文化进程中的定型过程，不足以说明意义在具体的社会语境中生产与流通的过程。于是，索绪尔之后的学者开始将注意力转移到言语活动领域。正是由于对言语或语言使用的普遍关注，西方学界开始了对话语的阐释和研究。这一话语转向中存在的对语言社会意义的几种新理解:作为沟通体系的语言;作为生活模式的语言;作为权力运作的语言;作为生活世界的语言;作为行为和互动模式的语言。在这些新观念中都显现了研究重心由封闭的语言系统向动态的话语实践，抽象的语言学规律向历史境遇中话语生产机制的转移。　　后现代语境中，话语概念得以凸现。不过并非唯有当代西方哲学或后现代者的注意到话语的重要性，马克思很早就对语言与意识的关系作过论述，他认为语言是社会与个体、主体与客体、精神与物质的有机统一体，当前中国学界的实践美学中用话语来置换语言，即是对语言实践性的强调。这是因为，话语概念包含了语境、说话者、受话者、信息、等诸多因素在内，它体现了一种动态的、实践的品质。从发生逻辑来说，话语理论作为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中的贯穿性理论，它处于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转向与20世纪语言转向的交汇处。马克思主义文学话语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发展可以用三个阶段来概括。　　一、在马克思主义文艺学领域中，巴赫金最早对语言学做出反应，并系统地提出了对话性的话语理论。他一方面不满于当时庸俗社会学的研究方法，一方面也反对形式主义纯粹语言学的研究方法。他提出话语理论补弊救偏，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出发，指出任何话语是对话的产物，不能脱离话语发生的社会环境。这种话语理论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与实践论的特征。他对话语对话品性的强调是直接启发了克里斯蒂娃的文本间性理论，也是哈贝马斯主体间性理论的先导。　　二、哈贝马斯全面反思和批判了传统语言学的思路，他另辟蹊径，从思想和观念的角度来审视语言，并建立了一套新的术语、概念和范畴，进而开辟了话语思想史的新途径。哈贝马斯对文学的思考则是基于主体间性理论，主体间性，也称交互主体性，其内涵就是关于主体间的对话关系，巴赫金对此已有论述。从主体间性出发，哈贝马斯尤其关注文学作为一种现代性话语的中介功能，从文学公共领域到现代审美话语的论述中都体现了这一思路。在话语概念上，福柯与巴赫金、哈贝马斯在观念上非常接近，他们都建立在对传统语言观及其对思想史意义的反思的基础上;都强调话语的意识形态性、思想实践性。哈贝马斯推进了对话语交往性的阐释，福柯受结构主义的影响，在权力概念下，对话语的建构性与生产性进行了卓越的研究。　　三、在传统西方马克思主义逻辑失败后，受（后）结构主义的关键性激发而产生的。话语这时一切围绕普遍价值的斗争转化为符号分析。鲍德里亚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他结合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和消费社会思想，认为资本主义已经从生产时代走向消费时代，走向符号再生产的年代。生产与消费都以话语的方式存在，话语的无处不在导致边界的消弭，话语的最大化也是话语自身的消亡。“超美学”概念的提出宣示了文学话语的危机但也为我们反思文学话语、审美经验提出了新的课题和挑战。　　从巴赫金到鲍德里亚，话语概念的发展拓展了文学研究的领域，丰富了文学研究的方法，但是也对马克思主义传统的意识形态批评提出了挑战。巴赫金和哈贝马斯坚持话语的形态性，福柯则试图用他的话语分析替代意识形态批评，而鲍德里亚则认为世界就是一个话语的世界，意识形态并不存在。对话语的不断强调，直至溢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范畴，也是后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