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唐代文学发展的整体流程看，唐代女性对文学的贡献一方面表现为其文学创作活动本身就是唐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还表现为那些既手握重权又从事文学创作活动的女性参政者，在政治层面和文化层面上为提高文人地位、提升诗歌在整个文化系统中的地位，发挥了重要作用。而时代的文学洪流，对于唐代女性的自我形象塑造、自我意识亦产生了深刻影响，众多的女性以才女自期。唐代女性作家不可避免地感受到了自身才能与既定的文化模式之间的矛盾，各自采取了不同的应对策略，故其诗歌风貌、文化命运也因人而异。全面辩证地研究唐代女性与文学的关系，对于正确把握唐代女性的文学贡献和站在大文学背景下认识唐代女性作家及其创作很有裨益。 本文运用女性学、历史学、社会学、心理学的相关理论，从宏观上分析和把握唐代女性与文学相互影响的关系，具体研究唐代女性文学的创作主体、创作实绩、文学影响和文化心态。本文把唐代女性创作划分为三个阶段，即初唐阶段、中唐阶段和晚唐五代阶段。与阶段划分相适应，本文亦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着重探讨了初唐皇族女性创作的繁荣情况，以长孙皇后、徐贤妃、武则天等为重点研究对象，分析了她们的参政行为对文学的影响，对她们的创作实绩进行了分析和评价。第二部分研究了中唐阶段的女性创作情况，指出大历贞元以降，女性创作主体整体下移，不仅大量官宦士人的妻女投身于文学创作，一大批出身寒微的下层女子也加入了创作队伍，并以李冶、五宋、薛涛为重点，研究了她们的创作及其共同的拟男心态和成因。第三部分论述了晚唐五代女作家的生存环境与创作之关系，重点研究了鱼玄机的创作实绩。本文结论如下： 1、长孙皇后一方面恪守妇德，另一方面以其著述创作响应配合唐太宗的“文治”政纲，摸索出了对宫廷矛盾加以调和的应对策略。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朝野上下对于后妃参与政治的恶感，并导致了李唐宫廷女性热衷于文学艺术的风尚。长孙皇后所具有的政治影响力，是她影响宫廷女性爱好文学的前提条件。不应因长孙皇后作《女则》，就否定其《春游曲》的著作权。 2、徐贤妃(惠)是初唐宫廷中创作力非常旺盛的一位作家，而过去对她的研究极少。其《拟小山篇》、《奉和御制小山赋》和《妆成答太宗》等作品表现了她浪漫才女的气质。《谏太宗息兵罢役疏》是骈俪色彩浓郁的谏疏体散文，是文学史上少有的女性谏诤文学。 3、以往的研究者往往把武则天的作品按创作的时间先后来划分，本文则依其作品的风格和类型来划分。武则天以其帝王身份，扶持了文士阶层，影响了参政女性之创作。其《如意娘》、《织锦回文记》流露了女性真情，而《腊日宣诏游上苑》、《升仙太于碑》等诗文则呈现出帝王气息。武氏的山水诗数量虽少，但其内容上和艺术上均有特点。《唐明堂乐章》等38首乐府雅词则是纯粹服务于改号称帝的政治需要的庙堂文字。 4、大历、贞元、元和年间，李冶、宋氏五姐妹和薛涛等被朝廷优宠奖励。这些女子“显亲扬名”的特殊待遇，极大地刺激了广大女性以才女自期的社会风气，民间女性纷纷加入文学创作的行列。李冶、宋氏五姐妹和薛涛等人的诗歌都表现出男性化的审美形态，具有拟男倾向。 5、宋氏五姐妹是罕见的五姐妹同富才学之名的寒族之女，她们没有以色事君，而是以杰出的才德，应制赋诗，掌管宫中秘禁图籍。她们的成名并非孤立的、偶然性的历史现象，而是有着深厚的社会历史原因；五姐妹立志于学、放弃女性传统的爱情婚姻之念，才使她们得以从寒族才女一跃而成为皇帝宫廷之中的“文学女侍从”。 6、中唐女诗人薛涛，其特殊经历与应对男性中心文化的独特心态，使她选择了以男性化色彩浓郁的诗歌创作抗争命运。沦为营妓的经历，使她在情爱作品中 竭力追求士大夫化的审美品位；脱籍以后长期的退隐生活，则使她在诗歌造诣、人生境界、修养、风度等方面，都主动追求男性士大夫所崇尚的理想形态。本文深入考察了薛涛诗风“男性化”的成因及其表现，为今人全面认识和评价薛涛诗歌风格及成就提供了独特的视角。 7、目前，学术界在论及鱼玄机诗歌时，过分强调其女冠身份对其诗歌的影响。但实际上，鱼玄机入道前与李亿的爱情经历，才是更为深刻的影响其诗歌内容与风格的因素。其诗歌创作大胆地张扬女性意识，真率地描写自己的爱情感受；作品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女性语汇系统，用富有女性特色的话语系统表达了 自己的女性心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