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国家在中国确立的条约体系加剧了美国对华政策困境但也为美国推出对华政策提供了机遇。从1840到1860年间,美国致力于一种政策,那就是确保中国的大门向美国商业开放。中美之间一系列的条约表明美国政府所渴望的是一种平等的商业优势。在1861-1898年间,美国共派出8位全权驻华公使,并从根本上由他们独立制定美国对华政策。由于交通通讯不便,他们事实上成为了对华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的第一位美国驻华公使是蒲安臣,他倡导一种对华柔和的“合作政策”。继蒲安臣的美国驻华公使是劳文·罗斯,他主张对华使用强力,希望美国与其他国家一道迫使中国做出变革。这两位驻华公使的对华两种策略—怀柔和高压,是美国对华两种极端观点的表现。继他们后的美国驻华公使未能摆脱这两种政策,徘徊于对华怀柔和高压之间。甲午战争后,远东均势遭到破坏,以“均势”为基础的美国对华“合作政策”面临挑战和危机,帝国主义国家也趁机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面对复杂的远东局势和出于维护美国长远商业利益的目的,新上任的国务卿海约翰将对华政策权由驻北京使馆转移至在华盛顿的国务院,并相继抛出两次“门户开放”照会。随着远东局势的发展,照会演变成了美国对华“门户开放”政策,并成为中美关系的基石,对中美两国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