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经济经历了高速的增长,然而,粗放型的发展方式产生了大量的资源消耗和污染排放,生态环境面临着巨大压力。为控制温室气体排放,中国政府在2020年提出了碳达峰和碳中和目标。为建设低碳发展样本城市,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分别于2010年、2012年、2017年公布了三批低碳试点城市,以期累积低碳经济发展的重要经验进而全面推广,从而推动实现低碳发展和绿色转型。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指引下,推动经济社会绿色发展成为了中国的必然选择。绿色发展反映为生态效率的增长,作为一项环境规制政策,低碳城市试点政策是否会对生态效率产生影响?若产生影响,其中介机制如何?是否会因城市特征的不同而产生异质性影响?对上述问题的回答有助于为进一步扩大低碳城市试点范围、促进城市绿色发展提供实证参考和政策依据。本文在梳理相关文献的基础上,首先介绍了低碳城市试点政策的实施背景和内容,并分析试点政策对生态效率的影响机理。其次,基于非期望产出SBM模型测算中国2008—2018年285个城市的生态效率,分析了其时空演变,利用莫兰指数、热点分析等方法考察生态效率的空间自相关性。再次,立足空间视角,采用空间双重差分模型（SDID）探讨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影响生态效率的直接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并分析了其中介机制和异质性效应。最后,凝练文章的结论并提出政策建议。本文研究结果表明:（1）中国城市生态效率在2016年之后呈现显著的上升趋势;生态效率的大小排序为东部地区＞西部地区＞中部地区＞东北地区。（2）中国城市生态效率呈显著为正的空间自相关性;从局域空间自相关性来看,2008—2018年间,热点区呈向长江中下游地区转移并逐渐扩散的趋势;冷点区分布于东北地区并呈缩小的趋势。（3）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对生态效率产生了显著为正的直接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政策效应存在时滞性,直接效应在第3年发挥作用,空间溢出效应则在第6年发挥作用;低碳城市试点政策的空间溢出效应在试点城市周边300千米阈值处达到最大。（4）低碳城市试点政策促进了试点城市产业结构升级水平和绿色创新水平的提升,并由此提升了生态效率;低碳城市试点政策不利于周边城市的产业结构升级,但提升了周边城市的绿色创新水平,并对生态效率产生了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5）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对高行政级别城市、城市规模较大城市的生态效率的直接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更大;试点政策仅对东部、中部地区城市的生态效率产生显著的直接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最后,依据研究结论,本文从扩大试点、促进绿色创新和污染协同治理等方面提出了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