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刑事立法机关对于涉税犯罪、信用卡诈骗犯罪等财产犯罪和经济犯罪的处理逐渐呈现出罪化、轻刑化的趋势,并将特定类型的财经犯罪通过制度设计纳入到“条件性出罪机制”,这对于刑法评价某些财经犯罪提供了崭新的视角。从理论上分析,这种“条件性出罪机制”对于犯罪分类的细化研究提供了全新的研究契机:可以考虑以法益是否受到实际侵害、是否能够完全恢复与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这一双重依据将犯罪列分为“法益可恢复性犯罪”与“法益不可恢复性犯罪”,以便使得刑法理论契合并推进财经犯罪“条件性出罪机制”的司法实践;从财经犯罪、经济犯罪的本质以及与其他诸如杀人、伤害、强奸等纯自然犯罪的比较层面分析,财经犯罪所侵害的法益更为抽象,除了某些财产犯罪所侵害的法益是个体的财产权益外,其他经济犯罪所侵害的法益大多是社会公共利益。保护社会公共法益是刑法的根本任务之一,相比较而言“条件性出罪机制”更具保护社会公共法益的实效和成效。但是,“条件性出罪机制”理论的完善必须妥善处理其与犯罪成立、犯罪既遂之间的“二律背反”的矛盾。从实证和法益最大化的角度分析,犯罪既遂理论对于一般犯罪的认定是卓有成效的,但是若对于某些财经犯罪不分轻重缓急的予以“教条主义的普适性适用”,则有违一般与个别、共性与个性的哲学理念和刑法经济、法益优化的刑法理念诉求。因此可以认为,“条件性出罪机制”适用于某些财经犯罪,作为一种新的、非普适性的犯罪处理模式应该能够与普适性的犯罪既遂的认定模式共同纳入到“双轨并行、互为融合”犯罪评价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