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产权是各类企业经营者极为重要的无形资产,无论是个体经营者、中小企业还是大型国际企业,知识产权是国际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之一。与其他类型的国际冲突不同的是,跨境知识产权纠纷更加复杂,具有标的额大、举证困难、专业性强、国际化等特点,纠纷往往涉及多个法律和管辖权问题,需要密切的协调,往往需要聘请专家小组,意味着必须花费大量的精力、资源和成本,而且风险很大。传统的知识产权纠纷诉讼程序救济效率低下、执行困难,已经不能完全满足解决纠纷的需要,调解纠纷解决机制的出现是时代所需。在知识产权领域,调解能有效地管理风险,并在第三方调解员（专家或技术人员）的协助下获得全局中立的解决方案。但经调解所产生的调解协议的司法确认和强制执行问题,仍是当事人的顾虑之一。《新加坡调解公约》为促进国际商事调解协议在各缔约国之间便捷、迅速执行而诞生,公约将给我国知识产权商事调解机制带来重要影响。我国商事调解制度不完善,关于知识产权的调解只是分别在各知识产权法中第60条作了简单规定,无法与国际商事调解制度衔接。目前我国调解制度框架下的调解协议不具有强制执行力,《新加坡调解公约》在我国落地,必然要调整我国的商事调解体系。我国商事调解基本法缺位,未对域外调解协议的执行作出规定;审查机制缺位,公约要求执行国直接执行,但执行国是否可以对调解协议进行审查,以确定是否执行;《新加坡调解公约》中拒绝执行的情形与我国法律规定不同,其中有一理由是“公共政策”,实践中,公共政策在我国具体包括哪些内容;我国调解员专业素质参差不齐,调解员的挑选、培训、资格认证以及调解机构都没有统一规范,这导致难以达成当事人都满意的调解协议。公约框架下,考虑到知识产权纠纷的特殊性,在制定商事调解制度的同时,需要考虑跨境知识产权纠纷调解的问题,不是所有的知识产权纠纷类型都适用调解,关于哪些类型的知识产权纠纷适用商事调解,我国应该尽量在立法或司法解释中作出规定;在制定跨境知识产权调解规则时,还应考虑如何避免执行调解协议与我国法律体系相冲突,知识产权纠纷调解协议的审查标准尤为重要。除上述外,还应该考虑到调解的保密性,法院对执行调解协议的管辖,调解模式的选择以及配套机制的建设。以上方面都需要在公约在我国生效之前提前布局,以便更好地发挥其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