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氏喜剧电影在香港影史中占据了重要地位，其电影中蕴藉的悲剧性是周氏喜剧电影同一般喜剧电影的重要分界。首先，在电影题材方面，周星驰抛弃了传统的宏大叙事，把镜头对准社会底层的草根阶层，以一种独具特色的方式将人们视线和经验之内的生存状态重现在观众面前。其次，在角色塑造方面，周氏电影的悲剧性人物极富代表性，尤其是在一些社会底层人物身上，这种悲剧性得以深化。最后，在场景渲染方面，独具匠心的空间和场景运用都充斥着悲剧性的痕迹。周氏电影还运用了多种艺术表现手法，在极具模仿性的叙事结构中，将戏仿、声色光影等电影语言经过一种本土经验的转换和过滤，让悲剧性在喜剧中得以多元地展现，极大地丰富了作品的内涵。香港地域文化的塑造和周星驰的个体生存经验的诉求，是周氏喜剧电影中悲剧性的两大成因。香港文化语境的改变，为周星驰的电影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契机，在大众迫切期待新的喜剧形式产生的心理下，周星驰参与及执导电影的独具一格的电影风格萌芽。时代精神随着时代环境而改变，这也体现在周星驰电影的变化上。当周星驰由单纯表演转为执导电影创作后，对原有喜剧加以继承和完善，逐渐显示其带有悲剧性故事情节的喜剧电影，选择深度回归。周星驰总是乐于从个体经验的角度关照生存，以小人物的奋斗史展开故事叙述几乎成为他的惯例，而小人物的经验在很大程度上涵盖了周星驰的个人体验。他将自身的电影诉求放大到整个“草根”群体，由电影中小人物的理想追求与他们卑微的社会地位构成的矛盾冲突出发，对生存语境进行解构与重建，展现出充满心酸与无奈的喜剧色彩。香港电影在世界电影界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和地位，周星驰的电影无疑能够成为香港电影类型片的代表。周氏电影中的悲剧性在加深影片层次感的同时也建构了周氏喜剧风格，使周星驰电影区别于其他喜剧影片。通过以小人物心态挑战系统建制、以“无厘头”摧毁固有逻辑、以悲剧性重建港式喜剧这三种形式，周星驰喜剧电影完成了对香港主流文化的颠覆与反抗。周星驰电影丰富了内陆电影的形式，为大陆电影开辟了新天地，它不仅反映了中国电影的后现代转型这一历史趋势，也提升了亚洲电影的国际地位。